中国佛教会会址虽设在南京，上海只设总办事处，但后来的一切活动，几乎全部都在上海进行。该会自成立以来，在团结和联络全国佛教徒，保护各地寺产，建立佛教院校，兴办社会慈善事业方面，都做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1930年12月，邰爽秋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再次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没收寺庙财产。与此相应，各地相继发生了驱逐僧尼，捣毁佛像，没收寺产的重大事件。各省佛教会强烈要求中国佛教会出面呈请政府保护僧尼生命财产。在中国佛教会的猛烈抨击下，庙产兴学风潮逐渐平息。
　　按照中国佛教会会章，该会在各省、县分别设立佛教会，各地佛教会的组织大纲，均由中国佛教会统一制定。至1933年止，各省、县、乡佛教会相继建立健全，形成网络。据《内政部调查统计表》第6期统计，全国21省3特别市全部成立了佛教会，此外蒙、藏等区，中国佛教会会议精神各由该地区佛教领袖转达。与中国佛教会有联系的各类佛教团体的数量甚多，仅上海一地，当时就有数十个。
　　这一时期的上海佛教又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既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对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上海是中国佛教高僧、著名居士的集中地。可以这样说，当时中国的佛门高僧和著名居土，几乎都来过上海进行弘法活动，其中不少定居上海。他们有的著书立说，讲经弘法；有的募捐集资，或兴建新寺，或创立佛教团体，或举办慈善事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居士对上海佛教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居士信仰虔诚，知识渊博，与政治界、经济界联系紧密，活动能力强。正是凭借这些能够呼风唤雨的著名居士，近代上海佛教才能得到如此之大的发展。
　　在这些著名居土中，有一些是原是政界、军界的显要人物，如程德全、屈映光、叶恭绰、关絅之；施省之等。如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长的程德全，于1922年面请当时的总统徐世昌，要求修改管理寺庙条例，保护佛教权益。又如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在上海成立法宝馆，发起影印《续藏经》、 《碛砂藏》、 《宋藏遗珍》。
　　在这些著名居士中，还有一批工商界人土。他们以雄厚的资财赞助佛教事业，为近代上海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物资基础。如在上海总商会的董事中，半数以上为佛教居士或倾向佛教者，故称上海总商会为佛教后援会亦不算过分。
　　居士团体的不断出现，是近代上海佛教的新景象。这些居士团体除了开展弘法活动外，还举办各项佛教文化事业和社会慈善事业，成为近代上海弘传佛教的重要场所。
　　1929年，胡适在上海写成了《荷泽大师神会传》，蒋维乔在上海出版了《中国佛教史》。此后，整个30年代便成了中国佛教研究的黄金时代。上海的佛教学者从日本的佛学著作那里得到启发，以全新的思维方式，现代化的语言，写出了与传统的诠释经典的方式完全不同的著作。上海作为中国的出版印刷中心，不仅迅速出版了上海地区佛教学者的著作，就是其他地区佛教学者的著作，也有很多是在上海出版的。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称得上是上海佛教文化事业的一大特色。
　　这一时期有一些重大的佛事活动都是在上海举行，从而对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36年5月，由太虚、圆瑛、王一亭、屈映光、朱子桥、江味农、范古农、关绸之、简玉阶、赵朴初等229位上海佛教界人士和14个佛教团体联合发起，在上海佛教净业社内启建了规模盛大的丙子息灾法会，同时成立了由163人组成的理事会，设有常务理事70人，王一亭任理事长，朱子桥、屈映光任副理事长。丙子息灾法会以挽回人心、潜消劫运为宗旨，由5位法师主持其事，其中荣增堪布任藏密主座，修大威德息灾大法；觉拔堪布修大威德五部大法；持松法师任东密主座，修尊胜佛顶法；常惺法师开讲《华严经行愿品》；能海法师开讲《菩提道次第论》。丙子息灾法会讲经3座，修法5坛，每日参加的僧俗二众甚多，称得上是上海近代佛教史上盛况空前的一次大法会。
　　同年11月，在全国民心激奋，纷纷起而要求抗日的形势下，菩提学会与上海佛教净业社联合启建了上海护国息灾法会，以弘扬净土、劝发悲心、护国息灾为宗旨。该法会成立了理事会，推举王一亭为理事长，朱子桥、屈映光为副理事长。法会道场设在佛教净业社，设办事处于仁济堂菩提学会。办事处设法务、宏扬、文书、会计、庶务、招待6组。11月21日下午8时净坛，22日起由印光法师主建大悲佛七道场7日，每日为大众宣说净土法要，万指围绕，莫不欢喜信受，圆瑛法师领众薰修，当时的著名居士皆亲临参与念佛。护国息灾法会于28日圆满，达到了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的目的。印光法师听说抗战中的绥远灾情严重，当场就将1000余人皈依求戒等香仪共计2900多元尽数捐去。
　　此外，这一时期上海佛教各宗派的勃兴，寺庙的迅速增加，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渠道的拓展，佛教慈善事业的发达，这一切与以上所述，共同谱写了中国近代佛教史册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三、上海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1937～1949)
　　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日，救亡图存，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也是爱国佛教徒的心愿。上海地区的佛教徒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纷纷将自己的身心性命奉献给民族和国家，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奋斗，充分体现了大乘佛教积极人世的精神。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佛教会立即召开理监事紧急会议，决定召集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圆瑛法师被选为中华佛教全国灾区救护团团长，负责训练佛教青年，在战区担任救护工作。
　　圆瑛法师将他的戒徒宏明和尚介绍给屈映光，建议他们负责办理上海僧侣救护队的具体事宜。消息传出，很快有100多名青年和尚报名。救护队迅速宣告成立，队址设在上海法藏寺内，由宏明亲自领导训练。屈映光任总队长，宏明任副总队长。
　　同年8月13日，日寇在上海发起大规模进攻，上海军民奋起抵抗。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伤员。他们往返浏行、大场、昆山之间，不分昼夜地工作着，同时还救护租界内被日寇飞机炸伤的无辜同胞。在枪林弹雨中，有的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队员被敌人的炮弹炸伤，成为残疾人。他们用自己的气力、汗水、鲜血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据《救亡日报》1937年9月22日报道：“该会(指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除了收容难民之外，还组织了救护伤兵队——僧侣救护队，参加这一工作的有一百七十余人，全是平日吃素念佛的和尚，他们上前线救护伤兵的勇敢，是谁都及不上的。在不久之前，他们曾因救护伤兵给敌人的炮火打死了几个。”相比之下， “慈联会”还成立了一支由世俗人士组成的救护队，由于没有工作实绩，不久被撤销。只有僧侣救护队在支撑着“慈联会”的门面。这是因为宗教信仰使他们有出生入死的精神，有舍己救人的慈愿，再加上无父母妻儿的牵挂，故不怕危险，能够做出成绩来。据“慈联会”1938年报告书记载：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之战中，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8273人。中国报刊将他们誉为“英勇僧侣”，外国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在当时上海各种救护组织中，只有这一杆“佛”字旗最生色、最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