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曼殊与佛教——兼与弘一大师（李叔同）比较
【参考文献】
[1]李蔚：《苏曼殊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2]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圆明编：《索性做了和尚——弘一大师演讲格言集》，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若论与佛教联系之密切，人们当然不会忘记苏曼殊与李叔同。尤其苏曼殊，一生三次出家，常以“和尚”自居。而人们谈论他时皆以“大师”、“上人”或“诗僧”、“情僧”、“怪僧”、“风流和尚”、“革命和尚”等相称。那么，苏曼殊与佛教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佛教又给了苏曼殊哪些影响呢？本文试从生活经历和佛教影响两个方面，并结合与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比较，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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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一生与佛教的联系密切。概而言之，即三次出家一次出国（游学）。据史料载，在苏曼殊的幼年，就曾有相士抚其头叹曰：“这孩子生性孤独，早熟高抗，应当皈依佛门”。苏曼珠第一次出家是早在1895年。主要原因为生计，导火线为大病几死。苏曼殊是他父亲与日本下女的私生子，5岁方为苏家接纳。随着家道中落，父亲漂泊不定，生母远在日本，他孤苦零丁，体弱多病，备受族人歧视与虐待。7岁那年大病月余，婶婶竟置其于柴房等互。幸嫂子相怜照料才得以康复。家里实在不能呆了，苏曼殊就随化缘和尚赞初法师到广州六榕寺出家，为“驱乌沙弥”。后因犯大戒被逐出寺院。时间不长但影响不小，据其侄子苏绍贤后来回忆，“先叔……初入大同学校，常于暇绘僧像，学念经，以为乐。所著之衣，所剃之头，一举一动，酷类僧人，同学咸呼之曰‘苏和尚’。”（注：李蔚：《苏曼殊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第二次出家为1898年。主要原因是恋爱受挫，导火线为静子殉情。到日本后，苏曼殊在大同学校读书，学习优良，初显绘画才能。16岁时与母亲回故居逗子樱山村。在那里与日本女子静子相识并相恋。两人诗书往来，幽会谈情，幸福温暖无比。后因叔父干扰，两情拆散，尤其静子竟殉情而死。苏曼殊不堪打击，再次出家，回国到广州白云山蒲涧寺当了“门徒僧”。为表诚意与决心，他以“自刎”要挟主持为其剃度，并“闭关”三月，潜心修行。然而，毕竟“‘山斋饭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此境不足为外人道矣”（注：苏曼殊：《燕子龛随笔》，见《苏曼殊文集》下册，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很快他又回横滨大同学校。第三次出家是在1903年。主要是社会原因，导火线为“《苏报》案判”。从日本回国后，苏曼殊在章士钊、陈独秀创办的《国民日日报》，做事。当他意气风发，力图报效国家民族时，报纸竟因内讧而停刊。失望之余他投奔香港《中国日报》陈少白。当他正因环境陌生而孤独痛苦、无所适从时，忽传来消息，“苏报”案最终判决：章太炎、邹容二人“永远监禁”。《苏报》是当时国内报刊热潮中革命倾向最明显、斗争最力的报纸，因而被清政府查封，章、邹被拘。这次判决，在当时全国影响重大，苦闷中的苏曼殊遭受到的打击尤重，于是又返广东出家，在海云寺修禅受戒。本意要“扫叶焚香、送我流年”，然终又奈不住青灯古佛、芒鞋破钵之苦，狼狈地回到《中国日报》社。以后则以“和尚”自居，过起半僧半俗的生活。一次出国（游学）是1904年。由* 友资助，苏曼殊南游泰国、缅甸、印度、越南等国考察佛教圣地，潜心学习焚语，并重新受戒，在手臂上烙了九个香洞。刘三称其为“白马投荒第二人”。回国后，也曾想离群索居，茅庵偕隐，但终又为社会斗争形势所鼓舞而回到现实中。
苏曼殊的这些经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应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他三进三出佛门，半僧半俗的生活到底让人觉得不如李叔同来得“彻底”，倘以佛教戒律全面考察其生活方式，甚至让人感到他根本就算不得一个和尚。我们知道，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流派众多、戒律亦杂，但有五条最根本的要求，即“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言、不饮酒。苏曼殊一生竟五戒犯四。
一、不杀生 佛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爱惜生命，并由人而及一切生灵，同时也就有不吃肉类的规定。苏曼殊第一次出家即犯此大戒，抓住一只鸽子，躲到院后做五香鸽子肉吃。因而被“肃众”逐出寺门。他似乎还不以为然，曾向人讲起此次被逐情况，并作为素材写进小说中。后他参加“拒俄义勇队”、“华兴会”等革命组织，舞枪弄棒，并多次参与武装起义、暗杀的策划工作。在《女杰郭耳缦》、《惨世界》等作品中他歌颂崇尚暴力革命（暗杀）的理想英雄，甚至在第三次出家后不久，还欲枪杀康有为。至于吃肉，乃苏曼殊的家常便饭。朋友们都知他喜食“牛肉”、“鸡鸭”。在《燕子龛随笔》中，他记载自己和革命家赵声的交往，每次赵声必命士兵携壶购板鸭黄酒，赵“豪于饮”，他则“雄于食”。正如陈果夫后来在回忆中所讲，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怪和尚，也是个酒肉和尚”。
二、不偷盗 依此戒律僧尼对物应是“不与不取”，即饮食等供养东西不交到手上便不能取，更不用说他人钱财。而史料则告诉我们苏曼殊一生犯此戒有三次：1.1903年《国民日日报》停刊后，苏曼殊欲投奔香港陈少白。无奈陈独秀、章士钊等朋友留他，自己又没路费，于是他用了个“调虎离山”之计，支开朋友，偷了章士钊三十元钱卷铺盖远走香港。2.第二次出家后偷师兄的度牒和钱。对此苏曼殊曾向陈少白详细讲述过：“出门（指离开《中国日报》出家）后，茫无所之。既而囊金欲尽，相识者荐往惠州某庙落发。……惟地方贫瘠，所得每每不足果腹。曼殊知不可留，一日乘师他往，遂窃取已故师兄之度牒，及其仅存之银洋二角以逃，当行至省城，乘轮船抵香港，银洋二角，仅足以充船费。”（注：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253页。）“已故师兄”即与他同时受戒的僧人博经，苏偷了他的度牒，后在长沙使用的大红名片即署“博经”二字。在其《〈焚文典〉自序》等文落款中亦有“博经”字样。3.1908年，陈巢南由汕头回上海，衣被甚薄。苏曼殊自己没有被子，所以不论厚薄，就把陈的被子携之而去。而这时苏曼殊尚正在佛学院（南京祗垣精舍）讲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