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淫欲　佛教徒不能有不正当的男女交往。苏曼殊则出入青楼，浪迹女肆，大吃“花酒”。自长沙起义流产后始冶游北里，后竟一发不可收，并留下“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等情诗。苏曼殊在《杂记》中自己有记载：
　　 普庆里　桐花馆　同春二　杨兰春　三马路　花雪南　吉庆坊　金宝宝　新清　和谢宝玉　清如一　亭玉馆　清如二　叶黄珠　……　
　　 可见其交往妓女人数、地点之众。有人统计其残账，发现用于“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月工资仅1元。无怪乎陈陶遗要在青楼大声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
　　 四、不饮酒　如前述，吃肉饮酒，沉于酒色对苏曼殊来说是常事。杨珩《岳麓答大师》有诗曰“无官似鹤闲偏少，饮酒如鲸醉不多”。
　　 由此可见，苏曼殊虽三次出家，三戒俱足，并能“白马投荒”，甚至与章太炎合著两篇著名的文告《告宰官白衣启》和《敬告十方佛弟子启》，竭力宣讲佛教的“风教”作用，然而他于佛法并不能身体力行。或许如人们所说苏曼殊“懂得佛教最高深的意义”，但对他这只是理论知识，却不是德行的修养。所以，我倒同意裴效维先生的观点“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个名副其实的和尚”（注：参见《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88页。）。
　　 而被同称“南社二僧”的另一位——李叔同则显然是另一种情形。李叔同39岁才出家，此前曾入寺试验“断食”，没想到极为成功，自觉“身心灵化”，于是开始素食、看经、礼佛，后为“彻底”而“索性做了和尚”。与苏曼殊漠视戒律相反，李叔同严格持戒。他认为“佛法之中，是以戒为根本的”，而“戒中最重要的，不用说是杀、盗、淫、妄，此外还有饮酒、食肉”，“最低的限度，也要能持五戒”，“宁可不受，万不可受而不持”（注：圆明编：《索性做了和尚——弘一大师演讲格言集》，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8、36、24页。）。他不仅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饮酒，而且能更高更严地要求自己。如“过午不食”，即“非时食”，佛教八戒之一。佛制受八关斋戒后，自黎明至正午可食，倘越时而食，即叫“非时食”；“不阅报”，因为“各地日报社会新闻中，关于杀盗淫妄等事记载最详。……常阅报纸，亦必受其熏染”；甚至如夏丐尊在《续护生画集》序言中谈到的一件事，李叔同为印佛典写字模，“书至刀部，忽中止，问其故，则曰：刀部之字多有杀伤之意，不忍下笔耳。”何其悲悯虔诚！所以郁达夫说“现在中国的法师，严守戒律，注意于‘行’，就是注意于‘律’的和尚，以我所认识的许多出家人中间算起来，总要推弘一大师为第一。”（注：参见陈星《天心月圆——弘一大师》，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苏曼殊的三次出家，目的都不在成佛，只是对环境对社会的一种暂时逃避或反抗，难免有“一时冲动”之嫌。时过境迁，也就难守戒律了。而李叔同的出家则有着充分的思想上、心理上的准备，为着“生死大事”，或如其得意弟子丰子恺“三层楼”说中的“完美的人格”，意愿恰恰在于“成佛”，渡己渡众生，故能严守戒律。想当初，苏李二人为《太平洋报》同仁，“南社”中坚，但史料中却没留下什么两人直接交往的记载，人们多以为怪。我想，这与苏曼殊这个“和尚”在李叔同心目中的形象有着重要的关系。
  　　2
 当然，我们说苏曼殊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尚，并不意味着佛教对他没有影响。他毕竟有三次出家的经历、感受，毕竟研读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并多次听高僧讲经，这些自然影响到他的思想和创作。

　　 一、思想上的影响　苏曼殊思想上受佛教的影响颇为复杂，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恨不相逢未剃时”——恋爱态度。人们称苏曼殊为“天生情种”、“情僧”、“风流和尚”。的确，苏曼殊一生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无论是无聊游戏或真诚恋爱，他所交往的女子相当多。诚如他自己所言“终身为情所累”，而“情欲奔流，利如驰电，正忧放恣，何惧禁遮？”（注：苏曼殊：《告宰官白衣启》，见《苏曼殊文集》上册，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和尚，有时又不得不为“戒律所拘”。当他的恩师庄湘欲把女儿雪鸿许配给他时，他只能垂泪“吾证法身久，辱命奈何？”；当花雪南、百助枫子等与他相爱的青楼女子最后要委身于他，他又以佛门未便论娶推掉。在日本时，他与凄苦、美丽的调筝人相爱是“华严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但最后同样分手：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本事诗之七》
　　 国内外有学者针对苏曼殊“热于恋爱而冷于结婚”，猜测他可能有生理上的缺陷，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佛教的影响亦是明摆着的。
　　 2.“断割贪痴”淡名利——革命目的。鲁迅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中曾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虽有革命要求，但他们“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可谓一针见血。不说袁世凯“革命”最后为当皇帝，即与苏曼殊交往甚密的革命志士中，有为个人目的而变节投敌的，如刘师培夫妇；有因局部利益闹意见的，如章太炎；更有许多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而飞黄腾达的，如叶楚伧、陈少白等，而苏曼殊则只是“为社会”。自在日本时的“青年会”始，辛亥革命前后主要的革命组织，苏曼殊基本上都参加过，有时甚至是主要的策划者、组织者，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他很气愤一些革命党人只顾索取资金及名号，不能如愿则呶呶不已，认为“这种人有什么用？仅仅只能担狗粪，洗厕所罢了。”孙中山作临时大总统，曾邀其出来工作，他坚辞。辛亥革命胜利，苏曼殊欣喜若狂，也只不过想可与朋友“痛饮十日”，而不乞求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所以孙中山极欣赏他，认为“曼殊率真”。苏曼殊讲“‘色’即是‘空’，‘空’亦无有。惟其能空，故对任何事均无执着。能无执着而后必无所依恋。这就是佛经上说的：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相那一番道理。只有真正认识到这点，才可以谈得到革命。”（注：李蔚：《苏曼殊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苏曼殊的这种革命为反抗社会而淡泊个人名利的思想显然有“佛法断割贪痴、流溢慈惠”而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