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佛教史，展现了一幅斑斓多采的图卷。已经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逼迫着有着近二千年历史的中国佛教界自身要做努力的转换。回顾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的历程，中国佛教界在近现代的转型中，用与时俱进的思想做出了建立佛教组织，进一步加强团结；兴办现代僧教育，努力培养人才等续佛慧命的大事，于是才将中国佛教延续到了现在。如今我们重新审视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历史，最早出现的中国佛教僧教育会是不得不谈到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一
　　　　
　　近代中国佛教组织的出现，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佛教到了明清以后，特别是在清末，已经一蹶不振，当时被人称为是为死人服务和驱鬼的宗教和封建迷信。没有生气的佛教，严重地阻碍了它的健康发展，也歪曲了佛教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太虚大师曾经指出：
　　
　　 西汉以来，中国之社会，处儒教专化之下，佛法虽来中国，以避其排斥，僧乃游方之外，住持佛教之净仪。而社会之承受其化者，一为功成身退之隐逸；一为施政者借充神道设教之用，以鬼神祸福辅治愚民；故非僻于离世之禅寂，即为腐于流俗之迷信，初未尝宣传佛法之真义于民众，俾社会之伦理、政治、经济裁成于佛之教化焉。唐、宋来为僧化根本精神之禅宗，宋、明儒亦闻其风而自张门户也。夫禅宗本高建于律与教义之基础上者；元、明以降，律仪隳弛，教义淹晦，宗门亦漓为大话欺人之口头禅。持律、谈教之净土家，乃从而代之；故明、清来沙门居士之高者，大抵归崇净土。然晚清后儒化之中国民族，一被劫于西洋之武力侵略，再被劫于西洋之宗教侵略，三被劫于西洋之民治侵略，四被劫于西洋之科学侵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值此思想解放之时会，清末杨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游扶桑者既习闻佛故，康、谭、章、严、梁氏等之政论者，亦时好谈佛，于是佛之教义浸为士夫学子所留意。佛学研究会之居士团，亦萌芽于斯际，且尝有学丛报以鼓吹之。至民七、余出为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之倡导，佛之风化，遂流行社会。军、政、商学之士，习之者渐趋兴盛，唯识、三论、真言之宗趣，亦探求日广。第回观住持佛法之僧宝则何如欤？自禅而净，已成江河就下之趋势，且今亦仅存印光法师之硕果。其它则乘机以掠名利恭敬，传律、宏宗、演教云者，亦滔滔为应赴经忏之类耳。于是住持佛教之僧位，渐为居士侵夺矣。然华严、天台二家及余兴学之结果，流布为华严学院、法界学院、清凉学院，与天台学院、明因讲舍、山家讲舍，及四川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弘慈佛学院等，亦不无承学之新僧也。但既无高等之道场以摄彼修学深造，复无改善僧制以适应施设之地，内不容于腐化僻化之旧僧，外被牵迫于民众之轻蔑于僧；于是除少数之高蹈遐举者，多有反僧而从俗、变化其生活者也。1

　　 面对如此衰落的中国佛教，有识之士纷纷呼吁要进行改革。濮一乘曾经在中国最早的佛教刊物《佛学丛报》第一期上发表文章，认为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人口和宗教信仰情况调查，汉族男子除笃守儒家程朱理学者、素无宗教知识者，道士及天主、耶稣教徒外，其余的全数信仰佛教；女子亦是一样，但较男子信仰尤多。所以“统是以观，则佛教徒多或是全国十分之八九焉，少亦全国十分之六七焉。”2并根据这个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佛教者，中华民国唯一之国粹也。中华民国特别之学术也。中华民国无上之灵魂也。”3对于这个调查的数据，太虚曾经有过评论，他认为“若论信仰徒乎，笃守程朱者亦多能信佛，道士亦多信佛，耶稣天主教徒亦多信佛；濮君所谓十有八九，可为定数。”4但太虚又进一步指出，当时全国有四亿人，僧人有八十万，其比例是五百分之一，即每五百人中有一个是出家人。而既是出家人（太虚称为“住持部）应该是“律仪清净，人天钦敬，独能住持佛法，故得住持僧名。古德尝依义立三种三宝：一曰、同体，此乃即心自性功德。二曰、别相，此指果圣、因贤教证。三曰、住持，佛、即金铜土木塔像，法、即三藏九部经典，僧、即舍俗而受持苾刍、苾刍尼戒律部众。住持僧宝端肃严整，则住持佛宝有威灵，住持僧宝禅讲精进，则住持法宝得宏通。如是则信仰佛教者兴盛，反是则信仰佛教者衰灭。故住持三宝，全系乎住持僧宝而已。此持苾刍、苾刍尼律仪众，一方面对同体、别相三宝，及住持之佛宝、法宝，以为信徒。一方面则对信仰部（上者案，指在家众）而为被信仰之僧宝，故与信仰部大殊也。──何以得为僧宝？谓具僧相、僧德。舍俗依僧，缁衣圆顶，具受沙弥、苾刍、菩萨三坛大戒；守波罗提木叉，依毗奈耶处住，三聚无犯，六和无诤；此僧相也。修证定慧，学通经论，行解相应，宏扬佛法，人天钦悦，堪受供养，此僧德也。欲令住持僧宝清净，势不能不择善根具足者而度；其数故难多得，且亦无需乎多。果有八十万真净僧，每人平均系五百人信仰，已足化导四万万人全数皆信仰矣。”5 太虚指出了，僧人多了无碍，有助于佛法的弘扬。现在的僧人之数已经非常能够满足当时佛教弘法的需要了。然而太虚更加强调的是僧人要有自己的僧样，亦即是出家人的威仪，同时还要有僧德，而这样的人才真正是“其数故难多得，且亦无需乎多”。

　　但是，当时的佛教界情况并非看好，曾经有人给太虚写信，痛述僧伽堕落的现状：“佛教出家众，近年以来，因感社会艰窘，又环境不安，加入僧伽者，为兵、为工、为农，及无业者甚多。而求其有知识，真正为住持佛法出家者，寥若晨星。而俗情之习染，与知见顽例，未受家庭教育，及普通常识，一但加入僧类，弗能受其清苦。及勤劳公益事业，深欲安乐方便。遂以经忏为生间，或以淫赌烟酒，未能知戒律及因果报应。似此每年收戒传徒，复杂系多，政府社会深以僧加行为，多为诟病。而内容且复杂以难以规制僧伽乃日益腐败，佛法愈衰微不振矣。其应兴改革之方法，虽我师有以整顿，而实则自疾难救，将来非政府彻底澄清，弗能有好现象。此次关于庙产抽十方之六办公益事业，则僧人收入无从生活，不亡何待！再因各县加入居士，以半数为佛教委员，则监视与挟制相继并行，而僧人毫无常识，较三武法难而同等矣。可胜叹哉。”所以佛教如何走未来的路，始终是佛教界僧俗两界人士的一个重要的心病，中央撰写的《佛教进行商榷书》就认为：“法王郅治，今古而常存，何期象教陵夷，为兹世之诟病。呜呼，居今日而言，淘汰沙门，几成天演公例，亦吾侪自认不讳矣。……上焉者，厌世逃禅冥心枯寂；下焉者，假衣营养，贻玷梵林。无补世道人心，转为社会。藉口所谓狮子身中虫，自啖其狮子之肉也，宁能与世界宗教竞生并存乎哉。我诸方大德奈何不猛省时机，力图振作耶。其随波逐流，因循观望者无论矣，即或能行吾道而正觉不明，自生障碍，遂致放任，弃本分者，往往而是。要皆智愿薄弱，罔知观机逗教，因势利导，从根本而着手故也。……愿我方诸大德秉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救生誓愿，奉行其固有之清规，牺牲其耽逸之利养，筹集资财，广兴学校，纳成年于轨物，培幼稚之灵明，拔濯陈根，灌输新理，本吾徒禅教律，差别等法，证如来过现未不可得心用，示三宗正鹄同为一致进行，宏造善缘，普渡苦海，阐扬祖乘，骖靳儒林，能力所充，辉耀佛界，其影响可及于全国社会。厥利造糜穷，实际造福，此乃因势利导，解决根本上之问题也。”6佛教徒为了挽救正在衰颓的佛教命运，煞费苦心，提出了各种想法，同时也在致力于用各种方式将佛教宣传到社会，成立各种组织，团结起来保护佛教，振作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