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禅和尚于捍卫佛教，尤能以圣天、法琳为职志。为了佛教事业，他辄置生命度外，据理力争不稍屈。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胸次湛然不挠也。光绪十年，寄禅34岁，始还湘中，历主衡阳罗汉、衡山上封、大善、宁乡沩山、长沙神鼎、上林各寺。南岳衡山祝融峰下的上封寺，为衡州大刹。山后有田数千亩，皆供众之产，被夺于农人者且半，历年诉讼不能决。及寄禅住持后，誓恢复之，得巡抚吴清卿护住，最终收回。前清之季，沩山寺法门坠败，寄禅驻锡三年，恢复寺宇千余间，还往日住僧众数千人之旧观，鼓螺为之一振，故有沩山水牯牛重来之称。光绪二十八年，宁波鄞县天童寺缺少住持，首座幻人以明州净域，太白名山，非得高僧主持其间，否则不足宣鬯宗风，化夷道俗。于是幻人率两序头首往迎寄禅至天童，寄禅来了之后，任贤用能，百废俱举，夏讲冬禅，一无虚岁。勉学者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尝举古德三关语，勘验门下衲子。有一位僧人到天童寺，以其机语敏妙，见地缜密，寄禅即举之班首，并亲书正法眼藏赠之。他还在寺里，抚恤老病愚苦之辈，尤为周至，缁素咸德之。由于他在天童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期满之后，全寺僧人坚持挽留。宁波阿育王古寺，毁于太平天国战争，颓垣败址，仅可辨识。寄禅来了之后，四方衲子云集，门庭日有起色，终成往日规模。

   1900年，清朝政府面对社会的不满，提出罢科举，兴学校的创议，但是负责南方各省的官吏以没有钱为借口，有人建议提取寺产充作学费。此事传出之后，佛教界僧徒群焉震惊恐慌，莫知为计，有人背着寄禅，以天童住持的名义，联浙江三十五寺投请本愿寺僧伊藤贤道借传教保护以相抵制。此事经各报纸披露，天下大哗，外务部亦电询浙江巡抚聂仲芳。寄禅愤不欲生，感慨国政之棼乱，悯佛教之凌夷，以为辱国辱教，莫此为甚。他赶快致函洋务局，力陈窃名之妄，请严行拒绝。聂仲芳也电复外务部，表示拒绝，同时要求各郡自办僧学，以杜绝国外势力的阑入，由学部颁行僧教育会章程，于是僧人皆自办僧学，设立僧教育会，国之有僧学，实始此也。浙江省有佛教学校也自此始，宁波郡城创立僧教育会，为平民和僧人办有两个小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全国提寺产兴学的风潮日紧，寄禅率大家进京请愿，在北京住贤良寺，得到了僧录司法安、龙泉寺道兴、观音寺觉光诸师的支持。肃亲王善耆请寄禅为其太福晋说戒法，各王公大臣旧友，多来相视。寄禅得到护法帮助，向朝廷上书，最后朝廷下旨：“前因筹办捐款，迭颁谕旨，不准巧立名目，苛扰贫民。近闻各省办理学堂、工厂，诸多苛扰，甚至捐及方外，殊属不成事体。着各该督抚，饬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不准刁绅蠹役，藉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庙产，以端政体。钦此。”15此谕颁布后，各省提寺产之风遂告平息。“若湘、若鄂、若江、若浙，藉和尚之力，祖风绝而重振，教产失而复得，殆不胜枚举。”16寄禅力排众议，以兴学卫教倡议，登高一呼，翕然响应，为中国近代佛教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寄禅也是一位富有文采的诗僧。他惟于文字，至老不辍。作诗乃由苦吟所得，虽云慧业，亦以工力胜者也。一字未安，推敲竟日，故其诗日益进，而集且日益富矣。其诗宗法六朝卑者，亦似中晚唐人之作。中年以后，所交多海内闻人，诗格骀宕不主，故常骎骎乎有与邓、王犄角之意。湘中固多诗僧，未有胜于寄师者也。1912年，寄禅到北京北洋政府请愿，突然圆寂于法源寺。起塔于宁波天童寺左之青龙冈，塔曰“冷香”。17身后留有《八指头陀诗集》十卷、《白梅诗》一卷行世，日本僧人将其编入续藏。寄禅开堂二十年有六，及门者不下万余，得戒者数亦称是，传明月之心灯者若干人，小师及再传若干人。“而当代耆宿通人，如郭伯琛、彭雪岑、王壬秋、王益吾、樊樊山、陈伯严、庄醒庵、郑苏龛、易哭庵、李梅庵、俞恪士、喻艮麓、陆镇亭、张简硕、饶智元、狄楚卿、陈天婴、洪佛矢、冯汲蒙、冯君木、萧荣爵、吴雁舟、汪德渊，皆其知游最稔，唱和独多者也。他若知慕有素，获交易箦者，则有徐花浓、罗惇融、严又陵、梁任公、杨皙子、雷西楞、刘少少辈。俞恪士赠和尚诗云：‘交空四海公垂老’，盖非虚语！”18

　　作为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早的一个佛教组织——僧教育会，虽然它的成立是一个特定的背景下出现的，是佛教界起来面对庙产兴学而不得不自保以后而自发组织的，但是它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太虚说中国佛教的缺点之一是殭散：“殭不粘合，散不团结，致成难组织而组织等于零之情况。佛教寺院原为僧团制度，在中国则适应宗法而成一寺一庵变相家族，只有家族而无教团。教团萌芽于清末之僧教育会，入民国为中华佛教总会及中国佛教会，断断续续，有了三十多载，距组织之健全尚非常辽远。”19这里说明了，僧教育会作为近代中国佛教组织的萌芽，给后来的其它佛教组织，如中华佛教总会和中国佛教会等打下了基础，如果当时佛教界不成立僧教育会，那么当时很有可能有很多寺院都被改作它用，或者被政府给吃掉了。僧教育会成立以后，在许多地方都办有分会，以江苏和宁波等地僧教育会最有影响，然而由于目的不明确，故在教育方面成绩不大，很多学校办了没有多久，就停办了。正如太虚所说：“其动机多在保存寺产，仿照通俗所办之学校而办，用图抵制，绝少以昌明佛教造就僧宝为旨者。故其教学科目，亦多属普通学校之性质，间或讲授佛学，亦仅以点缀，未尝重视；且多数办理不久，旋即废止，故殊少成绩可言。”20“江苏僧教育会复办初级僧师范学校，亦只昙花一现，未能持久。”21

　　清光绪三十年以前，中国佛教的传统教育大抵不外于丛林的参禅和丛林的讲经、与律寺的持戒三种；此外、则习为念佛、诵经、礼忏、施焰等等而已。光绪三十年间日本人水野梅晓在长沙办的僧学校，稍后、扬州天宁寺铭廉和尚亦办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普通僧学校，是为近代中国僧教育之始。僧教育会是打着兴办佛教教育的旗号，它虽不是近代最早的中国佛教界从事教育最早的部门，而且佛教界并不愿意在教育方面下多少功夫，也不舍得投入，然而形势逼迫佛教界只能打着教育的招牌来进行自保，歪打正着，于是在不自觉的过程中，不得不从事教育活动，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此种学校，多有遗留至今者，如定海、如皋等处之僧立学校是。亦有中间改为孤儿院者，如宁波是。”22由于僧教育会客观的在教育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太虚后来一再提到：“僧教育三字，非今特刱之名辞，在清末既有僧教育会，顾名思义，即可知是学僧所受之僧教育也。”23 “僧教育”三个字，点出了中国佛教教育的实质，也开辟了中国近代佛教教育之深远影响，但是不管在清代，还是在民国时代，僧教育虽然在不断地发展，然而太虚还是清楚地认识到：“然于此有应当明白之要点，即在国民党之立场上，现今之僧寺亦决不许照旧延长下去，必需用一番整顿改革工夫而后可；于此，乃有办僧教育之需要。但僧教育并非漫然无的之讲学，应以造成真能住持佛教之僧才为目的；此是学僧之出路，亦是僧教育之宗旨。”24所以，要将僧教育办好，关键还在佛教界自身的改革与整顿，以此才可以避免像僧教育会这种歪打正着的尷尬情况，使真正的僧教育落实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