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日本侵华有其各种原因和歪理谬论。佛界人士从国家、民族的大义出发，从佛学、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批驳，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当时民族危亡的程度和民众丰富的抗敌思想，加深对日本侵华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他们所总结出来的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原因，虽然缺少对具体事件的分析及在此基础上获取的证明的有力支持，但因其不乏理论根据和逻辑分析因而仍是有其道理，可以站住脚的。他们提出的消弥侵略战争的种种方法，多侧重于通过佛理说教让日本人内心感悟，这在实践中就很难行得通。而上述不足又主要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作为佛教界人士，判断分析军国大事很难说是其所长。举例而言，1941年上半年，美国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态度日益明朗化，太虚就断言“美国从援助中英，而吐出反侵略的万丈光芒，尤足为今年转入反侵略成功阶段的决定因素”，“我想中国被侵略十整年的‘九一八’纪念前，当可普遍解除了各个侵略的武装，庆祝反侵略的大成功了”（注：《太虚大师最近的护国言论》，《海潮音》第 22卷第5号，1941年5月1日。）。第二个原因是佛门内部不很团结。抗战期间，中国佛教徒仍有教派之争，新旧之辨，这使它在整体上比较涣散，“没有组织，力量不能集中”（注：苇舫：《今后的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海潮音》第27卷第3期，1946年3月1日。）。 这体现在抗战思想上就难以群策群力，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

　　 　　二　护国杀敌不违佛教戒律

　　 在一般人看来，佛教讲究出世修行、戒杀生，而抗日救国则是入世行为，是鼓励杀死杀伤敌人的，两者有矛盾之处。人们为此呼吁佛教徒在国家危亡之时应“放下法器，举起屠刀”。佛界爱国人士顺应时代大潮，指出“佛教本身，固无人我是非之分，但在世间之中安立佛教，自不能无情理也”（注：法舫：《三届泛太佛青会将在伪满开会》，《海潮音》第18卷第4号，1937年4月15日。）。世间的佛徒，也属人类，而人类既有国家民族，当然要求能自由独立。所以佛徒“为保全其国家民族之自由独立，抵抗强寇侵掠，解除外力拘压，自属合理之正当行为”（注：太虚：《佛教的护国与护世》，《海潮音》第20卷第1号。）， 这也符合做人的道理。《护国般若经》教谕佛徒，当所属的国家有内乱和外患，国之需护时，佛教徒必须起而护国。护国之法，当“内聚众力，外集多援”。中国三万万佛教徒抵抗日本对本国的侵略，就符合佛教“护国”的基本教义，其抗敌思想也符合《护国般若经》的教导，一方面要自力更生，另一方面要联合维持正义的国家，共同制裁日本，并取得彻底的胜利。爱国佛徒最后指出，若不在现世降伏日本这一凶魔，佛徒们就无法成佛，中国“若不能抗战以达到最后之胜利，既不能建国而反为强寇所灭亡”（注：太虚：《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海潮音》第20卷第2号，1939年2月15日。）。
　　 爱国佛徒接着阐释了“杀敌”与“戒杀生”的问题，认为二者并不矛盾。七七事变前夕，太虚就撰文指出，中国要想不被吞并或分割，则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注：太虚：《佛教和平国际的提议》，《人海灯》第4卷第5期，1937年5月1日。）。抗战爆发后，他更明确地讲：“佛教徒是反对杀任何生物为食品的”，“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注：天慧：《美记者访问佛教领袖记》，《海潮音》第26卷第5期，1945年5月1日。）。
　　 一些青年爱国僧更是满怀杀敌护国的热诚。他们指出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已不允许爱国青年徘徊不前，青年僧人必须暂时告别“清修”生涯而去从军，认为“以沸腾的热血清洗国族的耻辱，于情理上实属应分，并与佛戒不相违背”（注：繁辉等：《我们是一支降魔生力军》，《海潮音》第26卷第2期，1945年2月1日。）， 并引佛经教导为证，“于诸有情，应摄受者，能摄受之；应恐怖者，能恐怖之”，“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我宁杀彼堕那落迦，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反，多生功德”。他们进一步阐释说，对于日本军阀的疯狂，我们只能用武力去恐怖它，驱除它，这正是菩萨救世的行为。对于日军肆意的烧杀抢掠，我们不得不选择战争，为国家民族的自由正义而斗争，“以悲心入军阵”，“以怜悯心而断彼命”，制止日本强盗的贪心，挽救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这正是积善行德。
　　 这些青年爱国僧最后大声疾呼：“僧青年同志们，大家携手上前线，为着悲心的激发，为了正义与自由，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为了光大佛教的前途，为了解脱人类的痛苦，不惜自我的牺牲，消灭日本军阀，实现和平安乐的世界。走！”（注：繁辉等：《我们是一支降魔生力军》，《海潮音》第26卷第2期。）
　　 佛界有识之士强调佛教教义与抗日救国一致，主要目的是想说明佛教理论对于抗战有重大作用。对于后者，他们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太虚指出，佛家所讲的“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注：财施不仅指施舍钱物，也指施舍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法施指宣扬佛教真义，使他人破除迷妄，觉悟真理，去恶行善。无畏施指众人有种种畏难时，能解救之而使其摆脱恐怖畏难。）。它们都很适于当前抗战的需要，“在今抗战建国时期内的中国人，当以认清并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除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的无畏施；能将意志力量集中于求国家民族抗战胜利上，为最扼要的财施”（注：《太虚大师最近的护国言论》，《海潮音》第22卷第5号，1941年5月1日。）。以后，他又讲，佛家的“因果”法则非常重要，它可以指导人们除去扰害的恶因即战争，从而消灭它所带来的恶果。总的说来，太虚认为佛教“是世界上杜绝战争永保和平的最有效办法”，佛教徒则“是人类中消灭战争创造和平的最努力分子”（注：太虚：《告全世界佛教徒》，《海潮音》第26卷第10期，1945年10月1日。）。
　　 居士黄健六从战争期间民众心理建设的角度，论述了佛教“业报”理论对于抗战的重大作用。他说，此次中日战争，日军虽逞凶一时，但中国多数民众众志成城，不屈不挠抵抗到底，因此“霸者在彼，而王者在我”，抗日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可是难民区中，却有很多人动辄怨天尤人，把眼前的苦难归之于命数，不做抗日的努力而拱手安居，听天由命。这种心理对于抗战建国是有害的。这些人应该学习并遵循佛教“业报”法则，明了现实苦难的“业因”，其内因正是自身的“懒惰性与依赖性”，外因则是日本的野蛮侵略，而只有消除这些“恶因”，才会有安宁幸福的“善果”（注：黄健六：《抗建青年之心理建设》，《海潮音》第23卷第7期，1942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