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于某些佛教教义对抗战的作用，一些教外人士也给予了肯定。他们指出，现在日本到处侵略、强暴别国，“都是由于贪心的逼露，因为有了贪心，所以就侵略别人的土地，烧杀他人的生命、财产”。而佛教有“无贪”的教谕，强调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贪取。“这‘不贪’的心理，传遍到全世界的人心中去，个个都做到佛教所说的‘不贪’，那么，侵略强暴的现象就可消灭”（注：演培、贤惟：《记孔副院长讲演》，《海潮音》第21卷第5、6号合刊，1940年6月1日。）。
　　 总的说来，抗战爆发之初，多数佛徒在思想上都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作为中国人，又受到抗日热潮的影响，他们也有爱国心，也主张抗日。另一方面，受传统佛教思想如“戒杀生”的限制，他们又不清楚自己作为佛教徒，应该怎样抗日。思想上的困惑导致了战争初期一些佛教徒虽然也勇敢地上了前线，但却只担任救护、搬运等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焚毁寺庙、杀害僧人的事件越来越多。在血的教训面前，很多佛徒才明白了自己不可能置身事外苟且偷生，也不应该把残暴的日军当“有情”的生灵看待，他们只是“凶魔而已”，自己作为佛徒，就应该降魔除害，这是不违反戒律的。从此，僧人所从事的抗日活动的范围逐步扩大，从军、参加游击队者不在少数。
　　 至于“布施”、“业报”、“无贪”等佛教教义对于抗战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一些人认为不大，以为这都是一些抽象的理论和思想，没有多少能直接指导现实抗战行动的实际内容。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有些失之于偏颇，因为宣传工作对抗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考虑到当时中国佛教的广大群众基础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力，佛教界的抗敌思想及言论的作用自然是不能低估的。这对维系广大信众的耐久心理，增强他们的胜利信心从而促使其积极参与抗日活动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

　　 　　三　日本佛徒不应为虎作伥，应起而自救并救其国民

　　 抗日战争的发生，使中日两国佛教界自然处于敌对状态，“战时日本佛教简直好象发了疯一般”（注：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6月版，第166页。）。面对多数日本佛教组织和佛徒昧于佛教大义，支持并参与侵略战争的现实，一些中国佛教徒沉痛指出，拥有四千万佛徒的日本佛教界甘心受本国军阀的驱使，甘心为虎作伥。而这，又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佛界人士首先对当时的日本佛教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人所信仰的佛教除了学理的研究以外，其余的部分都是半武士道的神社宗教。其实佛学的思想已经含着神社宗教的成分了。所以日本人所说的佛教不是纯正的释迦牟尼的教义”（注：法舫：《佛教短评》，《海潮音》第21卷第5、6号合刊，1940年6月1日。）。日本的佛教与神道教混合在一起，使其充满着迷信与污秽的气氛，而漠视了佛教的基本教义特别是代表着佛教精神的戒律。它已变了质，“成为侵略的最大利器”，“所以佛教国际间很早就有人说日本的佛教是没有灵魂的尸体。万一日本征服了中国，中国固将等于没有国，而中国的佛教，也必等于没有了”（注：广文：《从佛教的立场上分析胜利的意义》，《海潮音》第26卷第12期，1945年11月1日。）。
　　 日本的佛教是如此，其教徒也就可想而知。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后，日本佛教联合会的僧人就致函中华佛教会，说什么要解决事变，“须先开导抗日团，令停止其暴举”，“劝导不正之军队，令中止对日炮击”，“如不然，排日如旧，炮击如前，而欲讲和平，虽我佛出世亦无可奈何”。该佛教会及其僧人的愚昧不明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佛徒的批驳，被斥为“失却佛教伟大的精神，而偏陷入于狭隘的国家种族的观念了”（注：象贤：《忠告日本佛教徒》，《现代佛教》第5卷第5期，1932年5月10日。），在理智上连世界上的三尺童子都不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佛徒看来，日本僧人完全“被顽冥不灵的黩武主义者拖入了这次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的漩涡里不能自拔”（注：醒心：《读陈立夫先生言论有感》，《海潮音》第27卷第4期，1946年4月1日。）。在思想上，他们受了日本军阀虚假宣传的影响，“完全不明白中国真相，以为‘中国已赤化，普遍排斥日侨在中国的工商业，所以非派防不可’”（注：太虚：《日本三千万佛教徒可起来自救救国民矣》，《海潮音》第21卷第5、6号合刊。）；在言论上，胡说什么“日本行动是自卫，非侵略，无领土野心！”，“日本是为着维持东亚和平”；在行动上，“直等于没有纪律的军队”，“干间谍工作，滥炸中国的寺院殿宇，盗取中国的经像法器，背叛佛教，就是土匪行为”（注：广文：《从佛教的立场上分析胜利的意义》，《海潮音》第26卷第12期，1945年11月1日。）。中国佛徒呼吁日本同仁迅速觉醒，弃恶从善， 别再为虎作伥，甘做侵略中国的工具。否则惟有同其国家一道，“等待崩溃的到来而自杀自亡了”。
　　 为了促使日本僧人及沦陷区苟且偷生的无知佛徒的觉醒，佛界有识之士还对日本军阀利用佛教做侵略工具的阴谋进行了揭露。指出，近五十年来，日本军阀以刁滑、阴险、投机取巧著称于世。他们深知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佛教徒占着惊人的数字，如果要奴化中国，就必须利用佛教收买人心，因此每到一地，都要成立省、县、乡、村各级佛教会，以之为加强奴化统治的机构。他们还派人伪装僧侣，在暹罗、缅甸、南洋一带做收集情报、进行欺骗宣传败坏中国名誉的间谍工作，“这种破坏佛教的行为，简直是魔鬼不如，哪里够得上说信仰佛教”（注：苇舫：《告上海孤岛中国佛教会书》，《海潮音》第19卷第8号。）。 而日军对佛教的利用，是与其南进策略和“大亚细亚主义”紧密相联的，因此中国僧俗群众，决不能忽视敌人这种利用佛教的阴谋。
　　 中国佛界人士对日本佛教徒的抨击，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日本僧人甘做侵略的工具，主要内因在于当时的日本佛教在很多方面已经“变质”，根本有违佛教本义。早在明治六年（1873年），日本政治就发布训令，让佛界人士学习宣传“神德皇恩之说”、“人魂不死之说”、“爱国之说”、“神祭之说”、“君臣之说”、“父子之说”、“夫妇之说”等思想。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日本“佛教教义的本色，已经灭绝难见了”（注：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04页。）。僧侣也只是一般的职业，僧人称姓氏、吃肉、娶妻，并“贪得无厌地追逐名利，以至使人发出‘游民无用’之叹”（注：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08页。）。 其主要外因在于利用宗教进行对外扩张是日本当时的基本国策。而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宗教徒不得不俯首听命。对于日本的这一国策，很多中国人都有清醒的认识，“敌人的侵略手段卑劣万分，而极其可耻的莫过于企图利用宗教以割裂我民族”（注：李济深：《民族复兴与宗教复兴的关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1卷第2期，1939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