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正视民众的战争责任与吸取历史的真实教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的抗敌思想大体上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理论范畴明确。佛界人士不论是对敌人的揭露，还是对自己抗战主张的阐扬，大都从佛理出发引申来讲。由于佛教本来就倡导和平反对残杀侵略，因此佛界人士的理论中不乏精到之处，又由于其影响广泛，因此对抗战有积极意义。
　　 二是其理论在总体上比较“务实”，独辟蹊径地抓住了有实际意义的重大抗日问题，使一些佛家理论与抗日实践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对于广大佛教僧俗人士解除思想顾虑、积极投身于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是其抗日理论把对佛教与抗日关系的阐述和对敌国及其侵略的抨击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初步构成了一个体系。这一理论系统宏观论述为其长，微观分析为其短。佛教界人士论抗战，很少涉及具体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较之同期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抗战思想，这种不足更为明显。太虚自己也承认，由于这种不足，在具体抗日活动中，佛教界除了在宣传、外交上能对国家有大的贡献，在其他方面，有时是“无能尽力”（注：太虚：《佛教徒应参预中国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设》，《海潮音》第24卷第9期，1943年9月1日。）。 毕竟佛教界“建设人间佛教”的改革运动为时尚短，对于怎样“入世”、参与各类具体国事活动还缺乏经验。最主要的还在于佛理与战争之理之间有着内在的巨大差异，它使得佛界人士隔行评说战争，自然难以具体、全面。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轻看它的价值。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功用”的角度评价某种理论，这似无不可，但若把它绝对化就难脱“急功近利”之嫌，毕竟有些理论，其价值常显现于长远。
　　 佛界爱国人士的抗敌思想，在今天仍有其启发借鉴意义。它提示我们，抗日战争，就其性质讲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阀、日本政府侵略的战争，但证诸具体史实，当时不仅军界，事实上包括宗教徒在内的日本多数民众也都囿于“忠君爱国”等狭隘的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而非简单地“被欺骗”或直接或间接、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那么，这场战争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中日各界多数人士全面敌对的战争，而不仅仅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阀的战争。
　　 这就提示我们不应再回避或漠视日本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事实上，他们在国家权力和自身思想的指使下参与了侵略战争，尽管他们的有些行动有可能是被迫的。也正由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曾虔诚地投入了这场战争，并把自己的命运与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使得在整个战争期间乃至战后，没有多少人对自己的错误思想、行为做出反省，明白与接受了这场战争的内在真相与是非。这也是日本总不能对这场战争有彻底的正确认识的民众根源。
　　 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说日本民众应对这场战争负主要责任，或主张战争中中日之间的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矛盾不仅仅指中国人民同日本军阀之间的矛盾，也指中日两国间的矛盾。），而只是想揭示这场战争被人们忽视的一些重要内容，从而更好地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事实上，这也是战后觉悟了的日本和平人士的理念。1947年5月，日本佛教界联合神道教、基督教发表声明， 承认自己卷入了“自满洲事变以来的军国主义思潮及悲惨的战祸之中，对神佛，对祖国和人民及全人类不胜惭愧”（注：小室裕充：《近代佛教史的研究》，同朋舍，1987年版。），表示今后要不惜生命开展维护和平的运动。曾被国民政府定为间谍而差点被枪毙的李香兰（注：现名大樱淑子，为国会议员。当年因提供了确系日本人的证明而被特赦，同期同罪名的川岛芳子因实际上是汉奸而被国民政府枪决。），在有一次访华与笔者在内的中国学者晤谈时，曾问及“日本人民怎样做才能真正赎罪？”。这些都说明日本普通民众正视历史、深刻反省的重要性已被人们所重视，但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李香兰承认，日本现在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政坛高官中谬论狂言屡出，背后其实有为数不少的认识糊涂的支持民众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