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述略
一
据文献记载，宋朝与高丽均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高丽“国人好佛法”，仅京城“开城府有寺七十余区”。[1]宋太祖建宋后，虽不像前代如梁武帝、隋文帝那样优待佛教，但也一改后周世宗柴荣的禁佛政策，修复寺院，于皇宫内召集天下高僧，赐以紫衣，并遣僧侣去西域求法。继太祖登位的宋太宗致力于翻译佛经，建译经院和印经院，普及佛教经典，并在宫中设道摗，亲自受菩萨戒。宋真宗命在京师太平兴国寺设奉先甘露戒台，同时在国内设72所戒台等。由于得到宋朝皇帝的礼遇和重视，宋初佛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由此促进了宋朝与高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
宋朝建立之初，宋与高丽间的佛教交流就已在进行。宋初，高丽僧人义通“来游中国”，开宝元年(968)到明州（今浙江宁波），“漕使顾永徽舍宅为义通道所”，称“传教院”，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廷赐寺额曰：“宝云”。义通在此“敷扬教观，几二十年”，名声“振誉中国”。于端拱元年(988)十月“右胁而化，年六十二”。[2]此后，高丽僧侣不断渡海入宋，或求法、或求佛典，或游拜圣迹。
在宋初，宋丽佛教交流的一大特色是高丽人通过多种途径在宋境内搜集、购买佛教经典并传送回高丽，以满足高丽佛教发展和佛学研究的需求。
宋朝以前，中国佛籍就已源源不断地流入朝鲜半岛。高丽建国后，对佛藏的收藏工作更为重视，如公元928年，新罗僧人洪庆从中国福建“航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高丽国王王建“亲迎之，置于帝释院”。[3]宋朝建立后，随着文化发展的需要和雕版印刷技术的不断提高、完善，宋朝政府于开宝四年在四川成都开雕印刷了《大藏经》儴称《开宝藏》）6000余卷，于太平兴国八年完工，凡历13年而告成。这是《大藏经》的首次雕版印刷，成为世界印刷史和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举。此后，其他佛籍经疏著述也陆续刻印出版，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给佛学研究和佛教普及带来便利。因此，“好佛法”的高丽人在《开宝藏》完工不久，就闻讯遣使臣入宋，求宋廷赐予《大藏经》。当时，高丽王王治“遣僧如可赍表来觐，请《大藏经》”，至端拱二年，高丽又“遣使来贡”，于是宋廷赐予《大藏经》，“仍赐如可紫衣，令同归本国”。[4]此为雕版印本《大藏经》首次传入高丽。此后，高丽又多次向宋廷求购《藏经》，宋廷基本上都满足其请求：
淳化二年(99)，高丽使臣韩彦恭来贡，并“表述（王）治意，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宋太宗亲撰）《秘藏诠》、《逍遥?》《莲华心轮》赐之”[5]。这部《藏经》共有“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6]
天禧三年(1019)，高丽进奉使崔元信来贡，“又进中布千端，求佛经一藏，诏赐经还布”。[7]
乾兴元年(1022)，高丽贡使韩祚还，宋廷“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释典一藏”。[8]
据史书记载，高丽自宋朝求得《大藏经》共有7部，其中宋初流入高丽的就有4部之多，（其余3部《大藏经》情况详见后文）。
当宋版《大藏经》运到高丽时，高丽人常举行盛大、隆重的仪式以迎接之。如淳化三年韩彦恭携《大藏经》还高丽，“王迎入内殿，邀僧开谈，下教赦”境内，并“遣翰林学士白思柔如宋，谢赐经”。[9]
宋版《大藏经》传入高丽，促进了高丽佛教文化的发展。在高丽显王时，开始雕印《高丽大藏经》，至天圣七年(1029)完成，其内容主要根据宋《开宝藏》复刻。《高丽藏》的雕版印刷，标志着高丽佛教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
宋丽间的佛教交流，颇受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的影响。宋初，宋、辽对峙，辽国因而对高丽朝贡宋朝大加诘难，并多次发兵进攻高丽。高丽因国小势弱，不得已臣属于辽，并在辽之重压下，于1030年后中断了与宋之政治联系，达40年之久。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宋政府改变了对高丽“来不拒，去不追”的政策，主动遣人联络高丽，于是，宋丽两国出于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互遣聘使，恢复了官方联系。当时，宋廷对高丽贡使“供拟腆厚”，并在熙宁九年，“命中贵人倣都亭西驿例治馆，待之寖厚，其使来者亦益益多。”[10]。同时，高丽对宋朝来使的待遇也极厚。由此，形成了宋、丽交往的高潮期，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较前大增。在此背景下，两国间的佛教交流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宋《开宝藏》完成后，宋人不断雕印译经所译佛经和宋朝僧俗的佛学著述，并归入《藏经》。在宋神宗时，还由福州东禅寺僧人雕印《大藏经》（称《东禅寺版》），以收录宋初以来所撰的佛籍。因此，宋丽复交不久，高丽使人就在元丰六年(1083)、八年，哲宗时三次向宋廷购求《藏经》：
元丰六年，高丽王“命太子迎宋朝《大藏经》，置于开国寺，仍设道场”。[11]
元丰八年，“高丽国进奉使入乞购买《大藏经》一藏，从之。”[12]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赐高丽《藏经》，收藏于高丽都城兴王寺内。[13]
除佛籍外，不少佛画、法器等也相续传入高丽，丰富了高丽的佛教文化。如熙宁丙辰（即熙宁九年，1076）冬，高丽“遣使崔思训入贡，因将带画工数人，奏请模写”宋都开封府大相国寺“壁画归国，诏许之。于是尽模之持归。”[14]并将这些佛画模画在高丽京城兴王寺内的大殿两壁，甚为“宝惜”爱护，至宋微宗时，宋使至兴王寺犹见之。在元丰年间，宋神宗还赐高丽“夹紵佛像”，也宝藏在兴王寺内。[15]
自熙宁年间以后，入宋求法的高丽僧人也较前增多，这些僧人在宋境内大都受到优待，有的还被宋廷召见，赐号。熙宁九年，当宋神宗得知有3名高丽僧寓杭州天竺寺问法受道时，特命召见高丽僧人，并令地方官府差吏一名，“乘驿引伴赴阙。”元丰三年，此3名高丽僧人来到开封，宋神宗接见后，“诏高丽学法僧党真赐号法照大师；昙真，法远大师；丽贤，明悟大师，仍赐紫方袍，听随贡使归国。”[16]当时入宋求法者众多，而以高丽僧统义天最为著名。义天入宋求法，使宋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达到一个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