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释义天，名煦，字义天，为高丽文王之子，宣王之弟。高丽风俗，每家都有人出家祈福，“虽王子弟亦常一人为僧。”[17]故义天少年出家，居灵通寺修行。义天“性聪慧嗜学，始业《华严》，便通五教；旁涉儒术，莫不精识，号祐世僧统。”因其对高丽佛教贡献和其“才行俱优，名重辽、宋”，故在其死后，被追赠“大觉国师”之号。[18]。
　　 义天精研佛学，看到当时“所传诸家教乘，或有绝本不行者，或有鱼鲁混淆者，或有缺于钞解者，兼以自五代至今日，向二百年，诸师著述未见流通，所以发愤忘遐，”欲入宋求法，[19]但多次请求均被高丽君臣所阻挡。因此，义天于元丰七年四月“潜与弟子二人随宋高林宁船而去。”高丽宣王追之不及，便遣礼宾省官员数人渡海随同义天入宋。[20]
　　 宋廷知义天来求法，非常重视，特为其制定迎接之礼仪，并派官员一路陪伴义天进京，先后两次在皇宫中召见他。义天献上宋帝生日“兴龙节视寿佛像并金器等”，并上表请求“承师受业”；宋帝回赐“衣著一千匹，银器一千两”，[21]同意其请求，为其选定导师，还派“主客员外郎杨杰为馆伴，至吴中，诸寺皆迎饯如王臣”。[22]义天在吴地、杭州等名山宝刹观览、游学，与当地名僧、信士以诗文酬答，探讨教义。义天在宋一年零二个月，“所至参问”，除拜杭州净源法师和华严有诚法师为师，跪拜行弟子礼以外，还结识了各宗著名高僧50余人，“故一年之间，通达肾首性宗，慈恩无宗，达摩禅宗，南山律宗，天台观宗，无不尽其妙旨。”[23]
　　 义天在入宋前，就与净源有书信往来。净源原居秀州（今浙江嘉兴），“以慧行为学者师”，声名闻于高丽。义天心常慕之，曾“讬舶贾致书以修礼”。净源也知义天“非常人，即复书相招。”[24]义天一到杭州，即往拜之，参问佛法。当义天欲回国时，净源以“手炉、授拂见 ，为传授之信”，并作赞词曰：“了此一尘，圆融十身；不举一步；遍周诸土。王子僧来印上乘，炉拂亲传海东去”。[25]称誉义天已尽得佛法精髓，渡海东归故国后，定能光大高丽佛教事业。
　　 元祐元年(1086)，义天回高丽，受到隆重的欢迎。其坐船方抵礼成江，高丽宣王和太后“出奉恩寺以待，其迎迓导仪甚盛”。义天还国后，“发愤忘遐”，致力于弘扬佛法，“始创天台宗，置于国清寺”；[26]整理雕印佛经及诸宗章疏，促进了高丽佛教的发展。
　　 义天入宋求法，给宋丽佛籍带来一个大流通、大交流。中国唐朝以前的佛经，因遭受唐末、五代兵灾洗劫，至宋初已佚亡甚多，但在高丽却依然保存着不少隋唐时期传入的佛籍，随着义天入宋，不少佚经又得以重返中土。据明朝李翥《慧因高丽寺志》记载，义天携来宋境的佛籍有：
　　 云华所造《华严搜玄记》、《孔目章》《无姓摄论疏》、《起信论议记》，贤首所造《华严探玄记》、《起信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疏》、《三宝诸章门》，清凉所造《正（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圭峰所造《华严纶贯》，皆教宗玄要。五代兵火，久已亡绝。至是义天持至座下，咨决所疑，既佚之典，复行于世。
　　 此外，义天回国后的次年，“其兄国王与其母命以青纸金书晋义熙、唐证圣、正（贞）元中所译《华严经》三本凡一百七十卷，附海舟捨入源师（即净源法师）所住慧因教院。”[27]据宋人韩淲《涧泉日记》言，所赠《华严经》“共五十部”。杭州慧因寺为建华严阁以藏之，慧因寺也因此被称之为“高丽寺”。
　　 义天还国时，携带有大量宋朝佛籍，“献释典及经书一千卷”，其后，“又于兴王寺奏置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多至四千卷。”[28]其大量搜求佛典目的，一是想“聚集古今诸宗教乘总为一藏，垂于万世，导无穷机，返本还源”[29]；二是对《高丽大藏经》“虽经论而具矣，然疏钞以阙如”的情况不满，故欲自古、今、辽、宋，“凡有百家之科教，集为一藏以流通，俾佛日增光，邪纲解纽，重兴教法，普利国家。”[30]于是，他“孜孜不舍”20年，终于仿唐朝智升《开元释教录》体例，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收书1010部，4700余卷，收录了新旧诸宗章疏；并“以群言汗漫，撮其精要，类别部分，名曰《圆宗文类》。”[31]义天晚年，以其所搜集的辽、宋佛典为基础，汇编古今诸宗章疏和五代以来中国与高丽高僧、法师的著述成《高丽续藏》。应义天所请，高丽文宗特设教藏司，以掌管《续藏》雕造事宜。
　　 义天刊印的佛籍，通过赠送、商贾的贩运传入中国。义天在给宋僧元炤的信中谈到：“此间只有新行（指新近刊行）《随原往生集》二十卷。又有《大无量寿》、《小弥陀》、《十六观》、《称赞净土》等经新旧章疏一十余家，续当附上。”[32]《随原往生集》为辽僧非浊的著作。辽朝法律，将书籍流入宋境者罪至死，故辽人著述传入宋境者极少，但通过义天的汇编、刊印、传播，使辽僧的佛学著述为宋朝佛教界所了解和传抄，如辽朝高僧鲜演所撰集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谈玄决择》，据日本《续藏》本第二卷末题记有“高丽国大兴王寺寿昌二年丙子岁奉宣雕造，大宋国崇吴古寺宣和五年癸卯岁释安仁传写”的字样，证明此书甚为宋僧所重视。义天通过购求辽、宋佛籍，汇编、刊行《高丽续藏》，促进了宋丽之间的佛学交流，对宋丽两国的佛教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四

　　 宋丽佛教交流的高潮随着宋神宗病逝而结束。当时，新即位的宋哲宗年幼，由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重用司马光等人，反对王安石变法，对宋神宗时期发展与高丽密切关系的做法大加非议，对当时甚为密切的宋丽之间佛教交流活动也加了种种限制。据苏轼《奏议集》记载，[33]宋朝泉州商人徐戬“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住《华严经》”，经板共2900余片，于元祐二年载往高丽，“受酬答银三千两”。知杭州苏轼得知此事后，认为徐戬“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将其“枷送左司理院根勘”。
　　 又如，元祐四年，杭僧净源病死，其徒私赴高丽告丧，高丽僧统义天遣其徒寿介等来杭州吊祭，寿介携有高丽礼宾省吊祭净源的公文，并称“临发日，奉国母指挥令赍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圣寿伇；同时请求宋朝政府同意其“仍诸处寻师学法”，如其师义天入宋求法一样。但知杭州苏轼却认为高丽自元祐元年后未再奉使朝贡，失去宋廷赐予之“厚利，欲复遣使，又来测圣意，故以祭奠源阇梨为名，因献金塔，欲以尝试朝廷，测知所以待之之意轻重厚薄”。所以，苏轼一方面派官吏、兵卒照管寿介等人，居住于寺内，令“有行止经论僧伴话”，除吊祭活动外，“不许出入接客”；另一方面上奏章，建议宋廷拒其金塔，不与引见，不许其“诸处寻师学法”，“令搭附因使海舶归国”。宋朝政府基本依照苏轼的建议处理此事，寿介等人被送回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