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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述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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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樨对宋丽交往的议论和对上述两件事处理方法,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对发展宋丽关系的态度,因此,在宣仁太后执政期间,宋、丽两国政府间交往活动不多,两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也随之受到很大的影响。
   元祐八年,宋哲宗亲政,在政治上恢复宋神宗时期的变法政策,注意发展与高丽的联系,于是,宋丽佛教交流情况也有所改观,一些宋朝僧侣相继去高丽游学访圣。相对来说,宋僧去高丽者较少,且与高丽僧人入宋“寻师求法”不同,他们去高丽多为拜访“圣迹”。如绍圣二年(1095),宋慈恩宗僧惠珍至高丽,“欲见普陀山圣窟”,高丽献王“命近臣文翼备轩盖迎珍,置于普济寺”,但不允其所请。[34]次年,肃王即位,“御宣政殿引见”惠珍,赐食于翰林院,并拜赐惠珍师与先期而来的宋僧省聪“明悟三重太师”之号。[35]
   宋徽宗时,宋丽两国间的政治交往密切,佛教文化交流活动也较前增多。如高丽睿王重修安和寺,“因使介如宋求妙笔书扁额”,宋徽宗为之“御笔书佛殿扁日能仁之殿”,并命太师蔡京书门额曰靖国安和之寺,与“十六罗汉塑像”,一并赐之。[36]又如政和六年(1116),高丽贡使王字之还国,宋徽宗“以金函盛佛牙、头骨以赐”,高丽王奉置外帝释院,数年后,“迎入佛骨于禁中”,置于山呼亭。[37]但由于宋徽宗信仰道教,曾令宋境内佛教徒改为道士,所以,虽然宋徽宗时期宋丽聘使来往频繁,关系密切,但两国间的佛学交流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宋神宗时期的盛况不再重现。
   1127年,金兵南下,攻破开封,北宋灭亡。南宋政府因惧怕高丽人为金人所用,危及自身安全,故对高丽来人持戒备态度,对宋丽民间交往也控制甚严。宋孝宗初年,两国间官方交聘断绝;宋宁宗初,“诏禁商人持铜钱入高丽”[38],以断绝宋丽间的民间贸易活动。因此,在整个南宋期间,宋丽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较北宋大为减少,步入低潮。

     

   北宋时期,因契丹(辽国)雄峙于中国东北地区,阻断了宋朝与高丽之间的陆路交通,使宋丽之间依靠船舶渡海往来。由于海道上“ 漫汪洋,洲屿险阻,遇黑风,舟触礁辄败”;而“遇顺风则历险如夷,至不数日。”[39]因此,出海者在航行前都祭祀海神,以祈平安。在宋朝,来往高丽的船只大都到明州上岸,而明州港外的海岛普陀山正是观音菩萨之道场,于是普救众生、“慈航”的观音菩萨就成为海客的祈释偶像。
   普陀山,也名补陀落迦山,因曾为古代隐士“梅子真栖隐之地”,又名梅岑。山中有寺,始建于南朝梁代。传说唐朝时有“新罗贾人往五台,刻其(观音菩萨)像,欲载归其国。暨出海,遇焦(礁),舟胶不进,乃还置像于焦上”,有僧人迎奉于佛殿,称“灵感观音”。自后海舶往来必诣祈福,无不感应。(五代)吴越钱氏移其像于(明州)城中开元寺。今梅岑所尊奉即后来所作也。”[40]宋神宗元丰三年,宋使王舜封前往高丽,“船至山下,见一龟浮海面,大如山,风大作,舡不能行。忽梦观音,龟没浪静。申奏于朝廷”,[41]得旨令重修寺庙,赐名“宝陀寺”,并“许岁度僧一人”。[42]此后,来往高丽的使臣、商贾皆于此“请祷”,“僧徒焚诵歌呗甚严”。[43]据北宋末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
   (普陀山)东望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所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指高丽)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由于普陀山位于宋丽交通要道上,随着宋丽交往的密切,使臣、商贾来此祈祷者大增,促进了当地佛寺的迅速发展,使普陀山成为闻名中外的观音道场。此外,在高丽沿海以及海船所经的岛屿上也建有一些观音寺,以供海客祭祀、朝拜。
   随着宋丽文化交流的深入,不少宋朝佛教风俗也随之传入高丽。宋朝,儒、佛、道三教互相调和、融合的思想,即三教合一思想得到大力提倡,在百姓中得到普及和深入,因而在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唤请僧人为自己祖先举行周年忌日法会的现象,甚至有在父母生日请僧尼诵经祈福者。这种风俗大概在北宋中期传入高丽,如元丰元年,高丽王以宋帝生日,“设祝寿斋于东林、大云二寺”;[44]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崩驾,高丽王为哲宗“荐福于大安寺”[45]等。其他如高丽国王出行,令“奉《仁王般若经》前导,遵宋制也”;[46]高丽民间于“二月望,诸僧寺然(燃)烛”,国王、众官皆“往观之,国人喧闹道路”,如同中国之上元观灯。[47]而高丽使臣入宋时,曾因宋帝生辰,“买鸽放生”以求福[48]等等。
   同时,也有一些高丽法物传入中国,如高丽“僧衣磨衲者,为禅师、法师衲,甚精好”。[49]为宋朝僧俗所珍重,如宋哲宗就曾赐法通大师善本“高丽磨衲衣,”以示宠渥、尊信。[50]
   宋朝与高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因受政治、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时有波折,但在两国僧俗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佛学交流,至宋朝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宋丽佛学交流不仅是单方面由中国传向高丽,而是双方互相交流,共同提高,促进了宋丽两国的佛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审稿人 孙林)
   收稿日期 1995-09-05
   注释:
   [1]《长编纪事本末》卷89《通使高丽》。
   [2]罗濬《宝庆四明志》卷11,参见《佛祖统纪》。
   [3](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卷1。
   [4][5][7][10][17][38][39]《宋史•高丽传》。
   [6]《高丽史》卷93《韩彦恭传》。
   [8]《高丽史》卷4。
   [9]《高丽史》卷3。
   [11][14]《高丽史》卷9。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362。
   [13][15][47]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下简称《高丽图经》)卷17。
   [14]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6。
   [16]《长编》卷279、卷303。
   [18][20][22][26][28]《高丽史》卷90《义天传》。
   [19][29]义天《大觉国师文集》卷10。
   [21]《长编》卷369。
   [23]《大觉国师外集》卷11杨杰《赠祐世僧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