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道谦与朱熹父辈的关系

　　 据《大慧禅师年谱》载，建炎四年宗杲住持海昏云门庵，“时开善谦、荐福本、东林颜、雪峰空凡二十余人侍师而往”。绍兴四年三月，宗杲至福建长乐，住广田寺、洋屿，五年正月迁莆中灵岩天宫庵，再移泉州小溪云门庵，道谦皆随行。（《补续高僧传》）卷十一《道谦传》：“后随妙喜庵居泉南。”）七年，宗杲由泉州北上临安，住持径山寺，道谦随行。（《嘉泰普灯录》卷十八《道谦传》：“迨慧补径山，师侍行。”《补续高僧传》卷十一《道谦传》：“及喜领径山，师亦侍行。”）以上可知道谦于绍兴四年随宗杲入闽，至七年移住临安，居闽中凡四年。而据朱熹所作《少傅刘公神道碑》、《屏山先生刘公墓表》，刘子羽于绍兴六年前后知泉州，刘子 于绍兴二年前后通判兴化军，随即奉祠，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兄弟二人皆在闽中。二刘兄弟此时与宗杲熟识，来往频繁，道谦为宗杲大弟子，又与二刘同乡，四年之间，互不相识是不可能的。因此可知道谦与二刘至迟在绍兴六、七年间有交往。
　　 道谦与胡宪，刘勉之相识也很早。吕本中《东莱诗集》卷十九《谦上人清湍亭》云：“道人结庵殊未就，先起小亭山左右。……我今留滞未得往，想像此亭如故旧。再三伸纸诵清诗，已胜于尊饮醇酎。（自注：“上人录寄彦礼、彦冲、原仲诸公题诗。”）……他时有暇更分题，此游未落诸公后。”既言结庵未就，可知诗作于绍兴九年。（据《嘉泰普灯录》卷十八、卷二十一，道谦归仙洲山结茅在该年。）注中之彦礼，即刘子羽之弟子翼，彦冲即刘子 ，原仲即胡宪。又同书卷十四《送谦上人回建州三首》之二云：“平生苦节胡元仲，志大多才刘致中。为我殷勤问消息，十年坚坐想高风。”刘致中即刘勉之。据朱熹《聘士刘公先生墓表》、《籍溪先生胡公行状》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十九绍兴八年四月丁卯条、《宋会要辑稿选》卷九之一八，吕本中曾分别于绍兴六年、八年举荐过胡宪、刘勉之。上引送道谦诗显然作于胡宪出仕、刘勉之赴召之前。因胡宪由吕本中等人推荐，于绍兴六年至十二年任建州州学教授，而吕本中卒于绍兴十五年，如吕诗作于胡宪出仕以后，则不可谓之“十年坚坐”矣。是道谦识胡、刘二人当不晚于绍兴六年。
　　 另外，朱熹的父亲朱松自绍兴十年寓居建州，至十三年三月卒。虽然尚未见到他和道谦交往的记载，但这四年之间，朱松与二刘、胡、刘等人成为至交，而他本人又酷好禅学，从时间和经历上看，结识道谦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刘子羽是朱松死前托付家事之人，胡宪、刘勉之、刘子 是朱松临终为朱熹指定的业师，刘勉之又是朱熹的岳父，他们均和道谦关系密切。因此，朱熹虽然是在绍兴十六年才第一次见到道谦，但早在几年前就已通过诸人受到道谦的间接影响，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2.关于道谦答朱熹问道书

　　 道谦答朱熹书，各家所载文字有所不同，补录如下，以供参考。
　　 《枯崖漫录》卷中云：“径山谦首座归建阳，结茅于仙洲山，闻其风者悦而归之。……朱提刑元晦以书牍问道，时至山中，有答元晦，其略曰：‘十二时中，有事时随事应变，无事时便回头向这一念子上提撕：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云无。将这话头只管提撕，不要思量，不要穿凿，不要生知见，不要强承当。如合眼跳黄河，莫问跳得过跳不过，尽十二分气力打一跳。若真个跳得这一跳，便百了千当也。若跳未过，但管跳，莫论得失，莫顾危亡，勇猛向前，更休拟议。若迟疑动念，便没交涉也’”。
　　 《历朝释氏资?》卷十一云：“信国文公朱晦庵熹问道于开善谦禅师，……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无疑之地，只为迟疑。后忽知非，勇猛直前，便自一刀两段，把这一念提撕：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不要商量，不要穿凿，不要去知见，不要强承当。’公服之无盩。”
　　 《归元直指集》卷下云：“谦答书曰：‘把这一念提撕狗子话，不要商量，勇猛直前，一刀两段。’晦庵览之有省。”

　　 　　3.关于朱熹受道谦影响而崇尚佛学

　　 宋赵师夏《跋延平答问》云：“文公幼孤，从屏山刘公学问。及壮，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每诵其所闻，延平亦莫之许也。……文公先生尝谓师夏曰，余之始学，亦务为 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
　　 《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郑可学录云：“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
　　 又辅广录云：“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
　　 以上数条，可以看出朱熹在从学李侗之前受禅学影响之深。虽然朱熹自己没有明言，但这些影响应该主要是来自道谦。李侗《与罗博文书》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功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便是明证。又《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陈文蔚是录云：“道谦言，《大藏经》中言，禅子病脾时，只坐禅六七日，减食便安。谦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日便无事。”这是朱熹著述中唯一的一条直接称引道谦言论的材料。从朱熹的思想历程来看，类似的言论本来应该不少，但今天的朱熹文集和语录中却一无所见，显然是编者为尊者讳而将其删去了。

　　 　　4.关于道谦的禅学思想

　　 这里补充四条材料，其中有的与答朱熹书如出一辙，对于了解道谦的思想及朱熹从其学禅的情况弥足珍贵。
　　 《罗湖野录》卷三云：“建州开善谦师，平居不倦诲人，而形于尺素，尤为曲折。有曰：‘时光易过，且紧紧做工夫。别无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将心识上所有底一时放下，此是真正径截工夫。若别有工夫，尽是痴狂，外边走。山僧寻常道，行住坐卧，决定不是；见闻觉知，决定不是；思量分别，决定不是；语言问答，决定不是。试绝却此四个路头看，若不绝，决定不悟。此四个路头若绝（此下疑有脱文）。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云无。如何是佛？云门道，干屎橛管取，呵呵大笑。’谦之言如云廓天布，以授学者，与夫浮词滥说，何啻天冠地履？然福不逮慧，出世未几而卒。于谦虽无恨，惜乎法门不幸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