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约禅宗发展的社会因素

　　 元王朝建立的帝国，基本上开拓出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疆域。它为各民族政治、经济的平衡发展和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同时，蒙古少数民族上升为统治民族，采取了许多不同于唐、宋旧制的政策和措施，无论在政治结构、经济结构还是意识形态方面，都形成了新特点。这些对于宗教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作为佛教主体的禅宗的演变，有着重要影响。

　　 对禅宗产生直接影响的社会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不平等的民族政策。

　　 元王朝按照族别的不同和地区被征服的先后，把全国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以及其它权利和义务等方面，作出种种不平等的规定。这种民族制度，为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和文化融合制造了障碍，直接波及到了民族心理和文化的分布。流行于不同地区的宗教首次被官方放置在有民族等级优劣划分的前提下来考察，民族因素空前突出地成为制约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信奉佛教的汉族等级低下，相应地，汉地佛教在元代整个佛教体系中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由于南人处于最低等级，主要在南方流传的禅宗则更要受到影响。

　　 第二，不平等的宗教政策。

　　 从元太祖成吉思汗到定宗贵由，蒙古统治者允许各民族的宗教并存。到宪宗蒙哥(1251—1259)时期，在保护各种宗教的基础上，开始侧重扶植佛教。他说：“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升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并且明确指示：“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至此，原则上确定佛教的地位高于道教和其它宗教。至元世祖忽必烈时期(1260-1294)，元廷逐步推出了不平等的宗教政策。

　　 其一，确立藏传佛教(喇嘛教)的独尊地位。

　　 世祖忽必烈时期，元廷确定了依靠萨迦派、崇奉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宣政院的建立，帝师制度的形成，是藏传佛教统制地位确定的两个重要标志。帝师主持宣政院，其他高级藏僧往往在地方任职。例如，出身于唐兀族的杨琏真佳，曾总摄江南诸路释教。幼年从帝师帕思巴出家的西域僧人沙罗巴观照，历任江浙、福建等地释教总统。担任云南诸路释教都总统的节思朵、积律速南巴等人，也都来自西藏。建藩于云南等地的诸王仿效中央的作法，也常到西藏延请高僧，封为“王师”。这些僧官制约着汉地佛教的演化，影响着各宗派的消长，其作用不可忽视。一些上层藏僧，在内地占据不少规模较大的寺院，作为其传法的基地，赢得不少信奉者。藏传佛教既获得皇室信仰，也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尊崇，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其修行方式盛行于宫廷，其信仰流传于中原和江南。可以说，藏传佛教正是在这个时期经过与汉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才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二，确立尊教抑禅的政策。

　　 蒙元王朝初期，统治者出于入主汉地的政治需要，重视利用禅宗僧人。临济宗的海云印简、曹洞宗的万松行秀、林泉从伦和华严至温等，在管理佛教事务，沟通蒙汉民族关系，把禅宗纳入为元王朝服务的轨道方面用力甚多，而且颇具影响。到忽必烈时，元王朝扶植的重点从禅宗转向教门。至元二十五年(1288)召开教禅廷辩，其结果使“教冠于禅之上”。尊教抑禅在政治上反映了蒙古统治者对南人的歧视，在经济上反映了他们尚不了解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特征，在思想上反映了他们不能容忍禅憎的任性放狂。

　　 如果单纯从宗教信仰方面考察，尊教抑禅与崇奉藏传佛教是相互联系的。这与蒙元贵族所要利用佛教的具体内容有关。凭借武力征服汉地的蒙古贵族虽然“崇尚释氏”，所关注的不过是布钱施物、建寺造塔、写经斋僧、礼佛拜忏之类的功德善事，对于义理研究之类则并无兴趣。禅宗不重经典、不拜偶像，倡导自主独立、自我解脱的修行理论和实践，自然与蒙元贵族可接受的佛教信仰格格不入。特别是从宋代兴起和发展的禅宗“公案”之学，像作为文字禅主体的颂古、评唱，与参究公案相联系的看话禅等等，都是蒙元贵族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同时，蒙元统治者对禅学也存在着许多误解。元代初年，忽必烈召集禅僧与教门僧人辩论，曾对禅宗僧人提出一个问题：“俺也知尔是上乘法，但得法底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烧，于热油锅中教坐，汝还敢么？”禅师回答：“不敢。”他又问：“为甚不敢？”禅师回答：“此是神通三昧，我此法中无如是事。”由此可见，蒙元统治者依然是用传统佛教的眼光看待禅宗，对禅宗不重视神通，甚至否定神通在明心见性的解脱过程中的作用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既然是“上乘法”，自然意味着修行者神通更大，特异功能更强。相对说来，汉地教门诸派所重经典和所倡教义与藏传佛教有更多相通处，更容易为蒙元贵族接受。

   在元王朝崇奉藏传佛教和尊教抑禅的历史背景下，北方禅宗中，无论是临济宗的印简系还是曹洞宗的行秀系，都没有保持长时间的兴盛，在他们的门徒之后，逐渐衰落下去。与此同时，最受压抑的南方禅宗则恢复了它的活力。“丛林以五山称雄”的格局虽无变化，但思想上的分化比较显著。

　　 南方禅宗均属临济宗，分别出自宗杲和绍隆两系。宗杲弟子育王德光之后，出现了灵隐之善和北磵居简两支；绍隆的再传弟子密庵咸杰之后，出现了松源崇岳和破庵祖先两支。这四支构成了南方临济宗的主流，总体可归为功利禅和山林禅两种类型。

　　 功利禅型，指以功利为目的，积极靠拢朝廷，凭借政治权势，带动禅宗发展的派别，其代表主要有之善系和居简系，以及崇岳系的清茂、守忠等人。五山十刹，主要由这类禅师住持。山林禅型则与此相反，大多数人山居隐修，不为世人所知；部分人活动于民间，影响很大，但拒绝应征，与朝廷官府的关系疏远，最重要的代表是祖先系统。

　　 祖先系是对元代以后禅宗影响最大的一个支派，著名禅师很多，在政治态度方面，这些禅师与元王朝保持距离，关系疏远。他们或山居不出达数十年，或草栖浪宿、结庵而居，同功利禅型的禅师结交权贵、住持大寺以至参与官场，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此系的骄傲，世称“庵居知识”。值得注意的是，祖先系禅师虽山居但并不闭塞，他们与北方禅师没有断绝往来。在推动禅宗东渡方面，作用尤为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