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悔过观看佛教文化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宋明理学是原始儒学经长期的演变、体现了儒道释相融合的、一种高度哲学化和精密化了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共识。本文准备从一个尚未被人所充分重视的角度，即悔过观方面，来进一步印证宋明理学对佛教文化的融会和吸收。
一、宋明理学中的悔过观
众所周知，宋明理学是传统儒家思想体系的哲学化。这种哲学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向上：一是将社会伦理予以哲学本体化（或说给其提供一个哲学本体基础），无论是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或陆王主观唯心主义的“心”，都是这方面的表现；一是与前者相结合，在认识论方面，对关涉到日常伦理的人的情性（实即人性）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上的探讨，因而理学一般又被称之为“心性之学”。所以宋明理学实质上是伦理的哲学化，或说是以伦理为主体的哲学。而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伦理学就是政治学，所以在实践论上，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都以宗承思孟学派的“修、齐、治、平”自居。由个体的“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指归还在于社会政治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在由个体的“修身”到“平天下”的推演梯次中，理学家特别重视的是作为起点的“修身”。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心统性情”、“修身持敬”、“破心中贼”、“知行合一”等等，可以说，无论是形而上的本体论的建构，认识论上的心性剖析，都是以“修身”问题为轴心而立说。这是因为，要讲修身，无论强调外在的制约，以天理制人欲，还是内在的自觉，致良知，都必然涉及到“理”“知”“心”“性”“情”“意”等问题，而这些既是哲学命题，也是伦理学命题，又是心理学命题。
如何修身？关键是“正心诚意”。在这里，对于“心”和“意”来说，“正”和“诚”是使动用法，即使“心归于正，意归于诚”。但这个命题的提出，有两个潜在的必要前提：一是“心”本来正或可以正，“意”本来诚或可以诚。何谓“正”？对什么“诚”？不言而喻，都是指的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如朱熹就讲人心中存在着与天理相合的“道心”（《朱子语类》卷62），王阳明则讲，“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传习录》）。所以这个前提是肯定的。二是本来可正之“心”会受到扭曲、蒙蔽，可诚之“意”会受到干扰、破坏，从而丧失其本性。这一点，朱熹讲得很明白，“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朱子语类》卷99）王阳明的四句教中便提到“有善有恶”的问题。这个前提也是肯定的。这样要做到“正心诚意”，必须从正反两方面下功夫，一方面是维护、发扬、培育心之“正”，意之“诚”；一方面是扬弃、破除、纠正、防止使心不“正”，意不“诚”的内在或外在的因素。这两方面比较起来，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面对他们认为未能深得圣贤教诲，良知受到污染蒙蔽的芸芸众生来说，后一点，毋宁更为重要。正是从以上两方面出发，作为宋明理学宠大理论体系中一个最有现实性的组成部分，便产生了关于心性修养的种种纷杂的论说和教诫。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是针对后一方面，于是作为宋明理学心性学说的一个小小分支，关于“悔过自新”的论题，便逐渐被重视和强化出来。“过”自然是失“正”失“诚”的行为表现，理学家们既然承认这是现实的客观存在，而其目的又在于纠正这种行为表现，那么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悔”的心理情结，化既往之“过”为未来之“正”，从而求得本性的复归。这种复归因为是通过自我之“悔”而实现，因而称之为“自新”。而所谓“新”，因化既往之失为今后之不失，故曰“新”，但对人的本性与良知来说，则不过是新的回“复”而已。
理学家对“悔过”的推崇，较早的见于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在该书卷21“秦穆出师袭郑”条，他将《尚书》中的《秦誓》称之为“悔过之誓”，他假孔子之名来推崇悔过的行为，认为《秦誓》所以列入《尚书》，乃因它是“悔过之誓”还认为《秦誓》之所以被编为《尚书》的最后一篇，乃是因为春秋时期再没有了这样的悔过之文。这种议论别出心裁，但足以看出他对“悔过”的推重。
此后，理学家们把“悔”字看得更重。明代有一崔伯栾，为王守仁之友，自然也是理学的崇奉者，他为自己的书斋题名曰“悔斋”，并请王守仁为之著文。王为之作《悔斋说》，（注：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其文曰：
悔者，善之端也，诚之复也。君子悔以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惟圣人而后能无悔，无不善也，无不诚也。然君子之过，悔而弗改焉，又从而文焉，过将日入于恶；小人之恶，悔而益深巧焉，益愤谲焉，则恶极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恶之分也，诚伪之关也，吉凶之机也。君子不可以频悔，小人则幸其悔而不甚焉耳。
吾友崔伯栾氏以“悔”名斋，非曰吾将悔而已矣，将以求无悔者也，故吾为之说如是。
这段文字虽不长，但极明确地概括了理学家“悔过观”的基本要点：第一，他指出，只有圣人能“无悔”，这是因为圣人“无不善也，无不诚也”。这就一方面肯定了“正”（即“善”）与“诚”的本然存在，一方面暗示除圣人之外，概难免有不善不诚的表现。实际是确立了立论的前提。第二，从君子、小人两种角度，分别讲了“悔”的作用与“悔”而不知“改”的害处。“君子悔而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君子之“过”，“悔而弗改”，“将日入于恶”，小人之“恶”，悔而弗改，“则恶极而不可解矣”。第三，在第二点的基础上，高度肯定了“悔”的作用、价值与意义。“悔”为“善之端”，“诚之复”，“善恶之分”，“吉凶之机”。第四，进一步附带指出，并不是要人为“悔”而“悔”，“悔”的目的是归于“正”与“诚”，从而达到“无悔”。从宋明理学的最高代表人物之一的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悔过观”不仅已成为理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具备了一定的体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