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今日所以忏悔者，正言无始已来，在凡夫地，莫问贵贱，罪自无量。或因三业而生罪，或从六根而起过，或以内心自邪思维，或藉处境起于染著，如是乃至十恶增长，八万四千诸尘劳门。然其罪相，虽复无量，大而为悟，不出有三。何等为三？一者烦恼障，二者是业障，三者是果报障。此三种法能障圣道及以人天胜妙好事，是故经中目为三障。所以诸佛菩萨教作方便忏悔，除灭此三障者。则六根十恶，乃至八万四千诸尘劳门，皆悉清净。
　　 不仅如此，在佛徒看来，忏悔不但可使自己脱罪，而且可以帮助别人超拔。元代僧人觉岸所著《释氏稽古略》卷二载有这样一则故事：
　　 梁帝（指梁武帝萧衍）初为雍州剌史时，夫人郗氏性酷妒，既亡，至是化为巨蟒入后宫，通梦于帝求拯拔。帝阅佛经为制《慈悲道场忏法》十卷，请僧忏礼。夫人化为天人，空中谢帝而去。
　　 这虽然是近于小说家言的传说，但足以说明佛教的教义和人们对它的信仰。
　　 正因忏悔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在佛教中对“忏悔”一事看得极重，信徒不但要对过失罪业自悔，而且要向人发露，要形诸言辞写忏悔文，还要举行忏悔仪式。不仅如此，在佛徒看来，不忏悔不可，不接受别人的忏悔也成为过失。如北凉昙无谶译《菩萨戒本》（《大正藏》，卷24）曾谓：
　　 若菩萨他人来犯，如法忏谢，以嫌恨心，欲恼彼故，不受其忏，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污染起。
　　 值得重视的是，佛教的“忏悔”虽是一种宗教行为，在观念上它却有着超宗教意义的合理内核，这就是它充分肯定了“悔恨”这种心理情结，具有可以促使人们改恶向善的积极导向。而这一点正是中国传统“悔”观念中所缺乏的，也是佛教教义中所包含的心理理论的缜密之处。这种对“悔”的积极导向的重视和肯定，既体现在关于“忏悔”的宗教行为实践中，也体现在汉译佛教经义的解说中，如后秦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诵律》（同上，卷23）卷39“明杂法之四”载：
　　 僧与二人作不清净羯磨（梵语“行事”的音译）尽，是二人心生悔，自见过罪，四布忏悔。……佛言：是那罗比丘、施罗比丘尼悔过生清净心，应与舍不清净羯磨，应如是作，一心和合僧。
　　 北魏的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同上，卷23）讲得更为具体：
　　 云何名悔？云何悔已而得安隐？既生悔已，断不善法。云何生悔？若见他人造作不善，身口意业，他作身业，而呵毁之，应生悔心，不共同住。若有因缘，自起不善，觉观之心，随生即舍，不生忆念，不味不著，内心生惭愧。
　　 其中指出，“悔”已后所以得安，就因为生“悔”以后，能够断绝不善的行为。并且提出看见别人“造作不善”，也“应生悔心”，不与他同安于不善。至于自己有了不善的行为，也应凭“观觉之心”“随生即舍，不生忆念，不味不著”，且“内心生惭愧”。
　　 可贵的是在佛教的“忏悔”观念中，不只是突出强调了“悔”的积极心理导向，也体现了对“悔”情结多元发展趋向的全面认识。他们反对“掉悔”。“掉”是“掉举”的省称，意谓使心浮躁不静的作用，所谓“掉悔”就是沉溺于“悔”之中不能自拔，而使心性不得安宁。所以《大智度论》（同上，卷25）卷17有偈劝导曰：“若人罪能悔，悔已莫复忧，如是心安乐，不应常念著。”他们也明确“忏悔”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为了使人解脱罪业，改正过失，从而达到心性纯净无悔的境地。如南朝陈代的真谛所译《四谛论》（同上，卷32）中就提出：“破戒人死，名有悔死，持戒人死，是无悔死。”在这一点上，是与先秦的无悔观相通的。
　　 如前所述，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仅是儒、释、道三种理论体系对立冲突而又互相融会吸收的磨合期，所以佛教的忏悔行为和忏悔观念，还只是在宗教领域中日益扩大其影响，尚未能和传统的儒学理论相沟通。
　　 从“忏悔”在宗教领域的影响的表现看：首先是不仅入教的僧徒，而且信奉佛教的士大夫也对“忏悔”高度重视。他们不仅从事忏悔，而且大量制作忏悔文、创制忏悔仪式。其显例，一是世传的《梁皇忏》，即《慈悲道场忏法》，皇皇十卷巨著，说为梁武帝亲著固为不确，但产生于梁代则无疑。二是《广弘明集》卷28“悔罪”篇所收16篇忏悔文，再加上该书卷15王僧孺《忏悔礼佛文》，足可见梁、陈君臣纷作忏悔文的情况。三是在文学作品中，不但有如梁武帝《和太子忏悔》、萧纲《蒙预忏悔诗》等，作为“释氏辅教之书”的志怪小说，如《宣验记》、《冥祥记》、《旌异记》中，也有大量关于忏悔、悔过的记载。
　　 其次是佛教“忏悔”观对道教有着明显的影响。道教滥觞于汉末，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载，张鲁继承其祖父张陵所创五斗米道，“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同书裴松之注所引《典略》云，张角所创太平道，也是“教病人叩头思过”。今传《太平经》中，亦有规劝信徒悔过自责的内容。此时佛教已传入中国，但影响尚不大，这些做法是否受到它的影响，难以确考。但是在此后道教的发展中，几乎全方位地移植了佛教的忏悔内容（包括语言、教义、仪式等）则是确定无疑的。如《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卷3专设“忏悔品”， 其中有云：“（凡有过失）能自觉悟，生悔谢心，来诣我前，忏悔之者，皆得灭除。”《太上真人络命诀》云：“夫欲事道之法，当先道服罪过，当启白赦除，悔过自正，改恶从善。”《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云：“斋诫施惠，然灯悔罪，解七世父母宿对缘结。”这些几乎是佛教忏悔免罪思想的翻版。
　　 而从另一方面看，在这一时期，佛教“忏悔观”中的合理内核，尚未能与传统儒学的心性修养学说在理论上结合起来。如同一个萧纲，在关涉到佛教信仰时，可以作《预蒙忏悔诗》，而他仿江淹《恨赋》所作的《悔赋》，在《序言》中就标明其宗旨是倡导“作事无悔”的精神，全文通过历数诸朝败亡者的悔恨，总结历史教训，体现的依然是“悔不可及”的观念，根本没有对“悔”而“改过”的肯定。再一个例证是较萧纲为早的南朝宋刘义庆所编《世说新语》。这部书记载了魏以来著名人物的轶事，尤以玄学家和释、道的信奉者为重点，名僧支遁亦是其中之一。但编纂者潜在的主导观念依然是传统儒学思想，这从该书的编排体例可以看得很明显。全书三十六门，分上、中、下三卷。对所记事迹的评价，显然是按卷次和门类顺序每下愈况。如上卷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恰是《论语》中的孔门四科，其后至第二十一门“巧艺”，体现了魏晋以来重人物风度、气质的时代特点，再后各门，从标目上就表现出越来越具有贬斥否定的倾向，如俭啬、汰侈、忿狷、谗险、纰漏、惑溺、仇隙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第十五门为“自新”，只记事两条，一为周处事，文中提到周处“有自改意”，而不涉“悔”字。第三十三门，侧于“谗险”之后，设“尤悔”项，所记十七条，全为令人遗恨事，没有任何地方流露出对“悔”的肯定。这说明在编者心目中，“悔”与“自新”，不但两不相涉，而且一可贬，一可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