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既然将“悔”仅视为与行为实践无补的一种消极的心理现象，理所当然地要主张在人们的行为中尽量减少“悔”，防止“悔”，以至杜绝“悔”。所以，在先秦儒家观念和言论中，作为个人的行为标准和品格标准，明确地倡导“寡悔”和“无悔”。除前面所引孔子在《论语》中的话外，其后，荀子曾在《儒效》篇中讲：“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中就将“举事无悔”视为“大儒”的标准之一。当然，除此之外，在先秦时期，还有从另一意义上标举“无悔”者。这就是：行为主体，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和正当的，按当时的道德价值判断标准衡量，确实也是如此；但由于客观的社会原因，却使之到处碰壁，遭遇不幸，于是有人劝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而“悔”；他却因坚信自己行为和信念的正确性，而表示“无悔”，坚持“不悔”。这实际上仍是将“悔”视为消极的否定性情绪，只是借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自己信念的坚定性。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屈原，他在《离骚》中，表述了自己心灵的曲折历程，反复表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其中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无悔”观。
　　 第三，关于“过”与“改”与“悔”。在先秦时期，人们普遍的承认人会有“过”（犯错误），从而将“改过”视为一种善德。如《左传》宣公二年载，士季就对晋灵公说过：“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在《论语》中孔子极其强调“改过”的重要。反复讲“过则勿惮改”（《学而》《子罕》）。“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罕》）称赞颜回能够“不贰过”（《雍也》）。甚至提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但是如何才能“改过”呢？根据“君子求诸己”的原则，孔子及其弟子主张内省，在《公冶长》中，孔子曾感叹地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所谓“内自讼”，就是自我责备。思孟学派的先导、孔子的及门弟子曾参，更是以内省著称。“内省”是一种心理活动，按说，伴随着内省活动之一——因“过”而“内自讼”时，应该产生“悔”的情绪，并由“悔”进而走向“改”。但是，从《论语》记载的曾子的“三省”：“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并没有“悔”的内容。孔子还曾提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也只涉及到“疚”这种自愧情绪。在孔子针对的子路关于“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的批评中，可以由“悔”引伸出“悔改”意，但这只是我们可以这样领会，孔子并未曾将“悔”与“改”联系起来。只是到了孟子，才开始将“悔”与“过”与“改”联系起来，在《万章上》中，有一段话：“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已也，复归于亳。”赵岐注“自怨自艾”曰：“自怨其恶行。艾，治也，治而改过。”许慎在《说文》中解“悔”为“恨也。”又解“恨”为“怨也。”所以孟子这里所说的“自怨”就是“悔”，而“艾”为“治”，“治”即“改过”。孟子在这里于“过”与“改”之间明确地拈出了“悔”这一心理链条。但孟子此说虽有新意，只不过是在行文中顺便提及而已，综观孟子整个的思想学说体系，并没有对“悔”予以充分的重视和强调，与理学家所谓“悔”乃“善之端也”，“诚之复也”，“善恶之分也”，“吉凶之机也”，相距甚远。
　　 综括以上可以看到，在先秦时期，在人们（包括原始儒学的代表人物）的“悔”观念中，基本上是把“悔”视为一种过失发生以后产生的消极心理现象。其实，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看来，“悔恨”情结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心理机制，它有着驱动人们的行为朝着多元发展的趋向，既可以使人因“悔恨”而无奈，也可以使人因“悔恨”而丧气沉沦，也可以因“悔恨”而激发起走向自新的意志和力量。先秦时期原始儒学的代表人物崇尚“寡悔”“无悔”，有其积极意义，它实质上体现了对人们以高度的理性精神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要求，也体现了对自己人格和信仰的坚定自信。这一点，在今天仍有其借鉴意义，我们不是也倡导“英雄无悔”和“无悔人生”吗？但是，单就对“悔”这种心理情态来说，他们的看法与态度未免失之片面。原始儒学原本是以伦理道德为本体的社会原则与社会理想，当其初创时期，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倡导，尚未来得及或着眼于探讨其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心性基础，至孟子和荀子，虽然触及到人性问题，亦未能深入到人的心理层面。
　　 既然如此，我们除在正心诚意、内省、自新等方面确认宋明理学对原始儒学的承传之外，对于其相当重视的“悔过”观的形成，必须另寻理论渊源。
　　 　　三、佛教“忏悔”观念的输入及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到东汉末和三国时期开始扩大其影响，经魏晋南北朝期间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中的磨合，至唐宋，在精神领域，终于成为与儒、道既对立又互补的鼎足而三的思想文化体系。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作为其宗教理论和宗教活动的一个部分，“忏悔”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众所周知，“忏悔”乃汉译佛经中一个中外合璧的词语，“忏”为梵文“忏摩”的音译省称，“悔”则为“忏摩”的汉语意译。“忏摩”的原义为有意或无意的触犯了别人而请求原谅。梵语中另有“提舍那”一词，意为“说罪”，即通过检讨自己的过失以求消除罪孽。在初期的汉译佛经中，将二者混而为一，省称为“忏”，又因为请求原谅与检讨过失皆出于自责，而自责与“悔”的心理情绪相通，故于“忏”后又附之以意译之“悔”。这样，“忏悔”就具有了自己承认并对人发露所犯罪过以求容忍宽恕之义。
　　 “忏悔”在佛教的宗教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佛教教规规定，信徒皈依佛门之前，必须首先忏悔往业，然后方可为僧团所接纳。出家修行后，若有过犯，应随犯随悔，至少应于每半月集会诵戒时，予以悔净。佛教如此重视“忏悔”，与其特有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理论直接相关。根据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身处五道（地狱、饿鬼、畜生、人、天、）轮回中的众生，因三业（身、口、意）生罪，则遭受恶报（轮入地狱、饿鬼、畜生）。怎样才能脱罪向善呢？忏悔是基本途径之一。如北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4）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