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禅师也没有过激的言论和行动，与坚决抗元的禅师也有区别，例如，元代著名诗僧善住的政治态度就比祖先派的禅师们更激烈。他的《赠隐者》诗名义上是叹别人，实际上是个人抒怀：“……对食惭周粟，纫衣尚楚兰。……穷达皆有命，初非行路难。”他在《悼隐者》诗中说“安知新宇宙，犹有故衣冠”。他的离世隐修，是他的宋遗民情结所驱使。他有着刻骨铭心的亡国之恨，采取隐修的方式，就是与蒙古统治者不合作的政治行为，也是一种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方式。这种激烈的政治态度在祖先系的代表人物那里并没有明显表现。

　　 在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方面，这些禅师也有共同点。他们一般通过接受下层民众的布施或自耕自食来维持生计，不依赖朝廷的赏赐。他们反对北方曹洞宗僧人继承克勤的传统，反对致力于诠释公案和颂古的评唱。他们与南方其他禅师一样，大多长于诗文，有不少诗作流传，所以并不反对诠释公案的拈古与颂古，且有颂古之作。但他们偏重和强调的乃是宗杲的看话禅。在祖先系的推动下，看话禅拥有广大的禅众，成为元代南方禅学的主流。祖先系给看话禅以新的内容，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重的地方色彩，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整个元代禅宗的基调。

　　 在元代初中期，突出代表这个支派政治态度、修行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禅学思想和实践的，是高峰元妙。

　　 二、原妙的生平事迹

　　 原妙(1238—1295)号高峰，吴江(江苏苏州)人，俗姓徐，十五岁拜嘉禾密印寺法住为师，十七岁受具足戒。曾习天台教义两年，二十岁弃教入禅，至杭州净慈寺，就学于断桥妙伦，妙伦让他看“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的话头。原妙勤奋参究，竟然“胁不至席，口体俱忘，或如厕惟中单而出，或发函忘扃鐍而去”。但时近一年，仍然“只如个迷路人相似”，乃转而求教于雪岩祖钦。祖钦让他参究看话禅中的经典话头“赵州狗子”中的“无”字，依然无收获。又到径山参禅，经半月，忽于梦中想到妙伦说法时曾提到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的话头，“自此疑情顿发，打成一片，直得东西不辨，寝食俱忘”。发“疑情”是看话禅证悟的前提，“打成一片”，是指达到主客泯灭，物我双亡时的心理感受，是彻悟的体验。从原妙早年的求学经历来看，他是继承宋代宗杲以来的看话禅，这是南宋以后禅林修学的主流。原妙的禅学思想，正是在这种禅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此后，原妙游学于江浙一带，到1265年，从祖钦住天宁寺，“随侍服劳”。次年辞去，独自到临安龙须山，苦行隐修，一住九年，“冬夏一衲，不扇不炉，日捣松和糜，延息而已。”冬季大雪封山，旬月之间，不见烟火，人们以为他饥寒而死；“及霁而入，师正宴坐那伽(坐禅入定)”。九年后转入武康的双髻峰，身边聚集了不少僧徒。两年后(1276)元兵南侵，学徒为躲避战乱而逃散，他独修如故。1279年，转到杭州天目山西师子岩，营造小室以居，号为“死关”，足不出门十余年，直至逝世。

　　 原妙居师子岩时，声誉日隆。祖钦在当时的南方很有影响，派人送去竹篱、尘拂和法语，把他视为最得意的嗣法弟子。1291年，鹤沙瞿提举为原妙在西峰下建“大觉禅寺”。这里成为他的重要传禅基地，来参学的有数万人，包括“他方异域”的僧人。他被誉为“高峰古佛”。

　　 关于原妙始终深居隐修、过着与世隔离的生活，人们有不同的评论。宋本记述：“方是时，尊教抑禅，钦(指祖钦)由江右召至钱塘授密戒，妙方遗世孑立，身巢岩穴。”这就是说，原妙是在“尊教抑禅”的客观形势下，不得不采取“遗世孑立”的隐修方式。但是，更多的人认为他是操守高洁，不屑于混同流俗。其弟子中峰明本则对这种说法有纠正：“先师枯槁身心于岩穴之下，毕世不改其操。人或高之，必蹙頞以告之曰：‘此吾定分，使拘此行，欲矫世逆俗，则罪何可逃’。”由此可见，原妙本人并不同意人们赞扬他采取这种修行方式是“矫世逆俗”，是刻意表现出来的高洁，而是他不能改变的所谓“定分”。联系当时蒙元入侵的历史可以感觉到，原妙的话是带有隐痛的。他的隐修也决不仅仅是缘于“尊教抑禅”类的弹性措施，就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看，他有着与善住相同的宋遗民情结。

　　 原妙生平事迹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特别重视戒律，反对放浪不羁的作派，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反复告诫弟子们。他对持戒的重视，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在三关语中强调遵守戒律。

　　 原妙以话头禅授徒，也设“三关语”启悟学者。据《高峰原妙禅师行状》记载，他的“三关语”是：“大彻底人，本脱生死，因甚命根不断？佛祖公案，只是一个道理，因甚有明与不明？大修行人，当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另据《高峰原妙禅师禅要》记载，其“室中三关”是：“杲日当空，无所不照，因甚被片云遮却？人人有个影子，寸步不离，因甚踏不著？尽大地是个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烧却？”这两种“三关语”大约并行于世，中心是引导人们参透生死和解脱生死。其中“大修行人，当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不同于宋元时期的诸多“三转语”，突出强调学僧信守戒律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三关语”并不是一定要禅僧马上要回答的问题，而是要求学僧长期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包括对教义的认识，而且也包括了对信守戒律的强调。

　　 其二，通过解释公案表达自己重视戒律的见解。

　　 “丹霞烧木佛”是一个流传较广的公案。一些禅师认为这也是启悟的方式，原妙则反对，他说：“丹霞烧木佛，为寒所逼，岂有他哉！若作佛法商量，管取地狱如箭。”因为寒冷烧木佛取暖，可以理解；若“作佛法商量”，那就是罪过。原妙通过对这则公案的解释，否认烧佛像是启悟的方式，表现了他对戒律的重视，对严谨持戒的强调。

　　 其三，在对学僧的讲说中强调钻研公案并不能代替戒律。

　　 他指出：“往往学道之士，忘却出家本志，一向随邪逐恶，不求正误，妄将佛祖机缘、古人公案从头穿凿，递相传授，密密珍藏，以为极则，便乃不守毗尼，拨无因果。人我愈见峥嵘，三毒倍加炽盛。如斯之辈，不免堕于魔外，永作他家眷属。”原妙在这里指出了一个从北宋开始就普遍存在于丛林中的现象。许多禅僧把学习、研究和理解机缘公案当作修行的要务甚至目的，轻视戒律，把戒律当成可有可无的事情，其结果，使禅宗僧人的个人修养滑坡。这不仅无助于解脱，反而有害于修行。钻研公案，并不能代替持戒。另外，元代上层藏僧为害于朝野，引起社会各界层的普遍不满，有损于僧人的形象。原妙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强调戒律，是有特殊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