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公元10世纪中叶起，曹洞宗进入了百年孤独的年代。
　　臣主相忘古殿寒，万年槐树雪漫漫。
　　千门坐掩静如水，只有垂杨舞翠烟。
　　这首诗，本来是曹洞宗用以形容其臻于“偏正回互”、“君臣道合”、成佛作祖之至上境界的，但是从后世史家的眼光来看，却不免成为一种纤语：这个富于思想家特质的大宗派，在经历了8－9世纪的辉煌之后，失去了其强健的思想活力，在万看槐树、千门坐掩之中再也不见有“人天师”之主体出世，惟余“偏正回互”的余绪言，如垂杨在历史的风中漫舞，这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百年孤独。
　　这种孤独，当然不是表相的。从历史上看，几乎是在刚刚跨入十世纪的门栏之时，初期曹洞宗的最后一颗明星——云居道膺即告入灭（902），从此，在整个十世纪的上半叶，亦即所谓五代十国时期，相继有同安道丕、同安观志、梁山缘观在继嗣宗脉。虽然以上三师在历史上记载过简，传世机级语录寥寥无几（如同安志甚至缺语录传世），但曹洞宗谱不可言中断，甚至对同安丕、同安志、宗门尚有“同安祖”、“凤栖祖”之尊称，可以想见宗门香火绝如缕之亲切状。不过，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一位嗣法者梁山缘观禅师那里，显然已经透露出某种令人不安的焦虑消息来了：
　　（缘观）示众云：“停机罢赏，匿迹潜踪……谈玄唱道，莫非云水高人；鸟道无踪，乃是道人行履。谈玄则不挂唇吻，履践则鬼神难觅，悟之则刹那成佛，迷之则永劫生死。有疑即决，不可守株待兔，抱拙守愚，潦倒无成，空延岁月。”
　　这与乃祖从容细密、回互绵延之风，相去何啻百千里！观此急切焦虑之状，实与禅师个人修行见地功夫无关，而事关曹洞禅之全局：云居道膺之后，数十年间，曹洞宗门参学者剧减，从当初动辄门下聚集千百徒众，演变而为门可罗雀，至于登堂入室窥其奥区者几稀，《景德传灯录》梁山观本传记曰：
　　问：“如何是和尚家风？”（观）师曰：“资扬水急鱼行涩，白鹿松高鸟泊难。”
　　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难和。十载访知音，未尝逢一个（颂一），红焰藏吾身，何须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里邈全真。（颂二）
　　自石头希迁源、曹洞立宗以来，气象阔大浑厚的曹洞大宗，何以一变而为“鱼行涩”又“鸟泊难”？何以骤失吸引力？简略地说来，这与其立宗之初内在义理思想的早熟、外在名相语汇的贫弱匮乏大有关系，这在上文已作分析。是以，洞山开宗以后，经曹山本寂、云居道膺，不过二世，其内在与外在的旧有资源忽忽告罄，新的当时代之机的生长点尚未呈现，延至同安丕、同安志，竟无一新义可以语人。此门淡泊，收拾不住，天下参学者尽归当机之云门、临济二宗门下，面临此一光景，梁山观如何不深重忧虑自己门下“潦倒无成，空延岁月？”
　　试进一步观察梁山观接引大阳警玄一案。大阳警玄（948－1027），江夏张氏子，少年在金陵崇孝寺依出家之仲父为师，年十九为大僧。其谒梁山而契悟事迹，在《禅林僧宝传》中记载如下：
　　问：“如何是无相道场？”观指壁间观音像曰：“此是吴处士画。”延（即警玄，宋祥符中避国讳易名警延——引者注）拟进语，观急索曰：“这个是有相，如何是无相底？”于是延悟旨于言下，拜起而侍。观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辞，恐上纸墨。”观笑曰：“他日此语，上碑去在。”
　　在梁山观“急索”之下，大阳警玄终于契悟，可以“上碑”传世，梁山观禅师悬悬之心，总算落一实处。
　　很难说这种传承是否过于勉强，但是无论如何，到大阳警玄之世，曹洞宗竟至中断。这种暂时的中断，与其说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毋宁说是出于他的高度自觉、高度负责任的毅然抉择。
　　史家往往因大阳警玄留皮履布直缀托付浮山法远代为觅传人的戏剧情节，而谓警玄门下乏嗣。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据《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等记载，警玄法嗣并不乏人，动以一二十人计，即使警玄入灭之后，亦有福严审承等人尚在世，不可谓无人承嗣。其中审承、清剖两人还号称奇杰，有语录传世，著名于时，所以历来所谓后继无人，不过是史家臆测之语。那么大阳警玄何以出此壮士断腕之举？
　　上文言及，曹洞宗自十世纪初以来，传承脉息遽弱，自同安丕、同安志到梁山观，难以为继之窘迫状日甚。此并非外在压制使然，而系内在泉源枯竭，无从当机接人，至警玄之世，以玄之机警聪慧，仍无以改观。自同安丕三传以至警玄，百年有余，曹洞门下静如止水，新意生机丧事失殆尽。这种难乎为继的孤独之状，并不仅仅表现为门下冷清，更在于承其法统者精神深处的痛苦和无告。警玄传世语录甚简，但亦可透露其孤独心迹：
　　问：“如何是平常无生句？”师曰：“白云复青山，青山顶不露。”云：“如何是妙玄无私句？”师云：“宝殿无人不侍立，不种梧桐免凤来。”“如何是体明无尽句？”师云：“手指空时天地转，回途石马出纱笼。”
　　“自以先德付受之重，足不越限，胁不至席者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叹无可以继其法者，以洞上旨诀寄叶县省公之子法远，使为求法器传续之。……以天圣五年（1027）七月十六日升座辞众。又三日，以偈寄王曙侍郎，其略云：‘吾年八十五，修因至于此。问我归何处，顶相终难睹。’停笔而化。”
　　所谓“先德付受之重，”实乃曹洞禅法难乎为继、乃师梁山观勉以为继之危，警玄痛感乎此，足不越限，胁不至席五十年，而终于未能别开生面，此中悲苦，夫复何言！
　　警玄最后不是从自己门下聊选一人，姑且付托——他从梁山观和自己身上已明察此路不通，而是明乎因缘未具，时节未至，毅然壮士断腕，断绝门下任何法嗣之念，将曹洞法统，以皮履直缀为记，庄重托付如日中天的临济高僧浮山法远，嘱其代觅天旋地转时节出世之曹洞真传。
　　这是何等大智大勇之举！设若警玄此时一念苟且，草率付法，则其个人自不必冒断绝法嗣之风险，而曹洞宗门必步入陈陈相因、彻底枯竭之绝境！须知，为宗谱续法嗣极易，为精神择传人极难。由此反观佛教史、禅宗史上诸宗兴衰内在奥秘，可知苟且极易、不苟且极难，苟且必衰、不苟且必兴之至理！就这一意义而言，大阳警玄真为千古一高僧！
　　大阳警玄这一千古绝唱，因其后投子义青的成功接续，而往往为论者忽略不识，史家常归功于浮山法远，殊不知阳警玄为其关键。大阳警玄以非凡气魄与手段，了断曹洞宗在公元十至十一世纪前期尴尬独的百年史，为曹洞宗的长远发展带来了真正的转机。
　　选择浮山法远，来代觅曹洞真传之人，是大阳警玄高著眼的一个明证。浮山法远（990－1067）为临济名僧，在禅林中有“远公虎子”之名。欧阳修闻其说法之后，曾感叹：“修初疑禅语为虚诞。今日见此老机缘，所得所造，非悟明于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法远早岁游学时，曾参大阳警玄门下，得到警玄印可。是以警玄识人，托付传法大事于法远，　法远当此大任，未敢丝毫疏忽，历经二十余年，始得择中投子义青，嗣其嗣法警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