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中外僧侣的海上求法热潮
【内容提要】唐朝的高僧们曾经掀起过一场海上求法弘法热潮。为了弘传佛教，唐代高僧络绎不绝地从海路前往印度、日本等地求法弘法，形成一次取经的热潮。同期，亚洲各国的高僧泛舟而行，川流不息地来到中国求取佛经、弘扬佛门。华蕃僧侣的频繁往来对亚洲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中外交通的发展，航海技术的提高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唐宋以来，我国海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为郑和的远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关 键 词】唐代/僧侣/求法
一
唐朝不仅在政治、经济与军事方面非常强盛，在宗教方面发展也很快。虔诚的高僧们为弘佛法远渡重洋，其无所畏惧的奋斗精神和卓越的文化成就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唐代前往印度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由长安西行，经甘肃、新疆、中亚进入北印的路线是汉代以来最主要的交通路线；另一条是唐初开辟经由西藏、尼泊尔往印度的中印藏道。海路是由广州、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等地经由南海前往印度。随着唐代南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海上贸易的兴盛，从高宗时起，往印度求学的高僧多由海路附舶而行。“佛道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注：《宋高僧传》卷11， 第247页，中华书局1987年。）唐代虔诚的教徒们不畏艰险、 一批又一批地附舟前往五天竺礼拜圣迹，足迹遍于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法》一书记载，当时由海路前往印度的高僧有几十人之多，其中有并州常慜及弟子，益州明远、义朗、义玄、智岸、会宁、洛阳昙闰、义辉、智弘，荆州昙光、道琳、慧命、无行、法振、乘悟，润州江宁玄逵，襄阳灵运、澧州僧哲、大津、梁州乘如、高昌彼岸、智岸，爱州智行、大乘灯，交州运期、木叉提婆、窥冲、慧琰，高丽僧玄遊及不知名新罗僧二人。公元671年（高宗咸亨二年）义净与弟子善行从广州搭波斯船南行，游历三十余国，于公元695年（证圣元年）回到唐朝。 在义净逗留于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期间，又有贞固、怀业、道弘、法朗等僧自广州搭船前往室利佛逝帮助义净译经。义净回国之后，慧日羡慕义净西行壮举，乘舟往印度寻访梵本。唐代还有一些僧人渡海前往日本弘法，律宗高僧鉴真因日僧荣睿等人的恳请，远渡大海前往日本传法，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
同一时期，唐代佛教的繁荣吸引着来自亚洲各国的僧人，朝鲜、日本、斯里兰卡等国的僧侣源源不绝的从海路附舶而来，唐王朝的土地上活跃着众多国籍、品貌各异的僧人。永徽六年（655年）， 中天竺沙门那提携带大小乘经律论梵本五百余荚、一千五百余部到达长安，奉诏于大慈恩寺译经。开元七年，南印高僧金刚智与弟子不空从海路到达广州，被迎至长安弘传瑜伽密教。又有北印度沙门智慧（梵名般刺若），闻中国五台山有文殊灵迹，遂锡指东方，将近广州时船却被大风吹还，他又重修巨舶，终于在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到达番禹。 唐都长安的各大寺院居住着来自各国的高僧，入唐的日本求法僧圆仁在京城遇到了天竺、日本、新罗、狮子（今斯里兰卡）等国的僧侣（注：《入唐求法巡礼记》卷3，第1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唐朝的许多城市和宗教圣地都有外僧在活动，各地分布不少以国为号的寺院，如“新罗寺”、“天竺寺”等，杭州天竺寺就是天下闻名全国的大寺。
隋唐时期，中国与东邻朝鲜、日本的关系十分密切，两国都有大量留学僧来到唐朝求学，朝鲜入唐的僧侣最多。据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引自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一文的统计，新罗留唐僧徒有法号可考者逾一百三十人，实际人数要远大于此数。在唐代小说、笔记和诗歌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关新罗僧、高丽僧的记载，“高丽僧”甚至被作为讽喻之词。唐官场中，左台称右台为“高丽僧”，“言隋汉僧赶斋，不咒愿叹呗，但饮食受 而已。讥其掌外台，在京辇无所弹劾，而俸禄同也。”（注：《太平广记》卷254， “左右台御史”条，第1973页，中华书局1961年。）新罗僧徒多由海路来唐，在扬州、登州、楚州等地弃舟登岸，这一带聚集了不少新罗僧人。九华山发展为中国著名的宗佛圣地，与这些新罗僧有着密切的联系。新罗王子金氏游方来到池阳九子山（今安徽九华山）修苦行，被当地百姓尊为地藏菩萨示现，为他兴建寺院，“新罗僧徒闻之，率以渡海相寻，其徒且多。”（注：《宋高僧传》卷20，第516页，中华书局1987年。 ）九华山逐步发展成为一大宗教圣地。
日本推古王朝统治时期，摄政的圣德太子大力弘倡佛教，于608 年派高向玄理等4人和僧旻、清安、惠隐、广齐等学问僧前来求法；之后，又有灵云、惠云前来学习佛法。隋唐之际，日本来中国的僧侣络绎不绝，先后有福亮、智藏、道慈、道昭、智通、智达、玄昉等人，最著名的当推“入唐八家”——最澄、空海、圆仁、圆珍、常晓、圆行、慧运、宗睿。他们求得大量经书文物回国，对日本古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唐代之所以能出现求法弘法热潮，有其深广的社会背景，也与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它与中国及亚洲广大地区佛教的迅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印度佛教在公元七、八世纪发展到了顶峰，在南亚、东南亚一带广为流传，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在中国，佛教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寺院广布，僧尼众多，佛教在社会各阶层广为传播。但佛教的发展面临着一定的难题，一方面由于翻译方面的问题，魏晋以来传入的许多佛经意义混淆，漏洞百出，在佛教界引起一定的混乱，另一方面某些沙门无视戒律、丑闻百出。为弘大法，沙门玄奘于贞观年间慨然西行，亲至佛地求取“真经”，其它沙门步其后尘，纷纷西游寻访知识。唐前期，中国化的各个宗派逐渐形成，并相继传入了周边国家，对朝鲜、日本等国的佛教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吸引了来自各国的僧侣。
其次，唐代政治军事的强大和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僧人的宗教活动提供了坚固的物质基础和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唐代的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繁荣的帝国之一，与亚洲各国频繁通使往来，高丽、扶南（今湄公河三角洲一带）皆为其属国，它的势力范围远至中亚，整个亚洲地区都受其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正如义净所称“鸡贵、象尊之国，顿颡丹墀。金邻、玉岭之乡，投城碧砌。”（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第22页，中华书局1995年。）玄奘从印度归来后， 上表称“奘闻乘疾风者，造天池而非远；御龙舟者，涉江波而不难。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淳风扇炎景之南，圣威镇葱岭之外。所以戎夷酋长，每见云翔之鸟自东来者，犹疑发于上国，敛躬而敬之，况玄奘圆首方足，亲承育化者也，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第126页，中华书局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