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严耀中，1948年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佛教与占卜的关系到了隋唐时期，除强化了原有的诸形式之外，主要体现在佛教将业力因果说系统地注入占卜中，并且逐渐将其作用显凸到佛寺中流行的卜签上，形成了有特色的中国佛教占卜。“佛谶”在唐代禅宗继续得到发展。寺庙内求卜问签的普遍化。佛教与占卜在唐代的进一步结合，对佛教是相当有利的。在因果论的基础上，强化了人以道德改变命运的能动作用，加强了佛教在社会上劝善惩恶的道德功能，从而也增加了其自身的存在价值。

　　 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过程，也是它与后者产生愈来愈多共同点的过程。它与占卜的关系也是其中一例。到了隋唐时期，二者的结合除强化了原有的诸形式之外，还增添了新的内容，即主要体现在佛教将业力因果说系统地注入占卜中，并且逐渐将其作用凸显到佛寺中流行的卜签上，形成了有特色的中国佛教占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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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成这种新结合的环境，首先是唐代占卜之风盛行。与以往朝代一样，在唐代的官制中有专门占卜之官，“后魏有太卜博士，北齐有太卜局丞，后周有太卜大夫、小卜上士、龟占中士，隋曰太卜令丞，一人。大唐因之”。（注：《通典》卷二十五“太常卿”条。）在新、旧《唐书》的五行志中，我们也可看到大量官方占卜的记录。至于流行在民间的卜筮占算，在现存各种史料中也比比皆是，唐代“卜资之昂，为唐以前所未有也”。（注：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三十五“治病傩疫”，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
　　 这是因为唐代的政治较为开放，尤其是前期的政局比较巩固，对谶纬占卜之类的限制相对较松，只要并非“言涉不顺者”和“转相习学”，藏书自学“纬、候及谶者，《五经纬》、《尚书中候》、《论语谶》，并不在禁限”。（注：《唐律疏仪》卷九“私有玄象器物”条。）有的皇帝本人就精通此道，如代宗“好学强记，通《易》象”。（注：《新唐书》卷六《代宗纪》。）这就为钻研占卜谶纬之道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故有的学者谓：“术数在唐代得到充分的发展，以清高和神秘的面孔出现在民间”。（注：王玉德等《中华神秘文化》第十七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
　　 其次，到了唐代，佛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已有充分结合。这不仅使占卜有了更多渗入佛教的通道，而且使占卜本身也成了佛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纽带。如柳浑幼时，“有巫告曰：‘儿相夭且贱，为浮屠道可缓死’。诸父欲从其言”。（注：《新唐书》卷一四二《柳浑传》。）虽然后来因为柳浑本人的不愿，没有出家，但在一般情况下，占卜就如此地成了促使出家的导引了。尤其是从唐初起，唐代统治者就认为“释迦遗文，理存于因果”，（注：太宗贞观十一年二月《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载《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遗文”，一作“贻则”。）而假以占卜谶纬等形式，则可将佛家因果之理发挥更大的效能。故在唐代，从平民百姓到达官贵人，同时信奉佛教和巫卜者大有人在，如大历时淮南郡王侯希逸既“佞佛，兴广祠庐”，又“夜与巫家野次”（注：《新唐书》卷一四四《侯希逸传》。）等等。
　　 在上述两种情况的影响下，隋唐不少高僧亦以习《易》占卜为常。隋时如饶阳曲李寺沙门慧荣“颇解占相”。（注：《续高僧传》卷十八《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唐时如一行大师“有阴阳谶纬之书，一皆详究”，且“占其灾福，若指于掌”，（注：《宋高僧传》卷五《唐中岳嵩阳寺一行传》。）是理论结合实践的。占卦为中国固有之占卜形式。值得注意的是玄奘在印度那么多年，看来所习者仍故国之旧技，且不认为此与佛教教义有什么抵触。他后来在《谢敕送大慈恩寺碑文表》中云：“窃以八卦垂文，六爻发系，观鸟制法，泣麟敷典，圣人能事，毕见于兹”，（注：文载《全唐文》卷九○六。）说明他对卜筮之道的一贯崇尚。还如号称鉴水阇梨的元表“书史方术，无不该览”。（注：《宋高僧传》卷十六《梁京兆西明寺慧则传附元表传》。）律师昙一“常问《周易》于左常侍褚无量”，（注：《宋高僧传》卷十四《唐会稽开元寺昙一传》。）慧钦“虽坚持律仪而志在宏济，好读《周易》、《左传》”（注：颜真卿《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载《全唐文》卷三三八。）。景先也善于占筮。（注：见《宋高僧传》卷二十三《唐福州黄蘖山建福寺鸿休传附景先传》。）至于一般的佛教信徒兼有二者的那就更多了。如安平郡夫人王媛“于禅诵组紃之暇，精阴阳历算之术，知来以数，自刻讳年”。（注：徐珙《有唐安平县君赠安平郡夫人王氏墓志》，载《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实1804页。）又如焦希望及夫人李氏，“浮图城中，龟谋协从，雁影连属，支提郁起”。（注：吴通微《内侍省内侍焦希望神道碑》，载《全唐文》卷四八二。）诸如此类的例子是很多的。
　　 传统占卜的各支系，当时僧徒也有所旁及。其一是风水舆地之学到隋唐时达到高潮，吕思勉先生据《隋书》的《萧吉传》和《杨素传》中所述献皇后崩卜葬及萧吉言杨素墓上有白气当预示其灭族的故事断言：“可见是时迷信葬地能祸福人者之众矣”。（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二章，第1402页。）僧侣中也颇有通此术者，如泓师“通阴阳术数”，“每行视山原，即为图状”，其堪舆术十分灵验。（注：《宋高僧传》卷二十九《唐京兆泓师传》。《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亦云：“时又有黄州僧泓者，善葬法。每行视山原，即为之图，张说深信重之。”）其二是算命，如有京兆安国寺僧者，“所言人事，必无虚发。此亦不测之僧也。”（注：《宋高僧传》卷二十《唐吴郡义师传》。）其三是占梦。除了上述希迁的占梦例子外，还如黄正建先生认为敦煌文书p.2668解梦书《十梦经》，“一方面说明佛教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佛经对敦煌地区梦书流行的影响。”（注：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三章，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其四是作谶语。谶纬作为占卜之道的一个变种，虽自南北朝起已屡遭禁止，但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却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脑海中，包括那些主张禁绝谶纬的统治者们，“帝室宗教信仰，必有因于民俗者”，（注：章群《唐史札记》“序”。台北，学海出版社1988年版。）而当谶语以佛教形式流传时，更易为统治者所容忍和利用。隋高祖就是其中的一位，为证明他有资格做皇帝，他特别崇敬在他出生时预言他将来会做天子的尼资迁，而该尼号称“长通禅观，时言吉凶成败事，莫不奇验”（注：《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另一位是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八月在凉州场松县鸿池谷据说发现了有文字的石头，文中有：“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七佛八菩萨及上果佛田”等字样。太宗问讯后“遣使祭之曰：‘天有成命，表瑞贞石，文字昭然，历数惟永，既旌高庙之业，又锡眇身之祚。迨于皇太子治，亦降贞符，具纪姓氏。甫惟寡薄，弥增寅惧’”。（注：《新唐书》卷三十五《五行志二》。）这当然是李世民为了标榜他和儿子在唐朝皇位上的合法性，但其中表露的明显事实是，唐皇朝建立伊始，卜谶与佛教就结合在一起为政治服务。曹仕邦先生认为在《宋高僧传》卷二十《唐潞州普满传》中的谶语，“这样把一个个的字拆开，或借其字义作暗示的文字游戏方式，也许是测字的另一本源”。（注：曹仕邦《中国沙门外学的研究——汉末至五代》第十三章，台北，东初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