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唐代的占卜与佛教最突出的结合点，在于将因果业力来预测人的命运。上述佛谶中已经有一些包含较明显的因果联系。而当时在敦煌等地流行的有关佛教的占梦书里，更是突出了因果业力在其中的作用。如伯3908《新集周公解梦书》“佛道音乐章第八”云：“梦见礼佛，得贵人力；梦见入寺行，主喜事；……”等等。郑炳林、羊萍等先生就此分析道：“尊佛信佛，勤作功德都会给人带来善果，免遭轮回之苦，那么梦见佛像、礼佛、菩萨、金刚、寺院等，说明做梦者信仰至诚，其梦象的预兆都是吉兆”。（注：《敦煌本梦书》，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实际上这已经表明了当时社会基层中所理解、流行的业力与占卜间的因果关系。至于社会的上层，包括佛教界在内，则有更多的理论说明，如慈恩寺的明慧中夜诵经见天上白虹而知玄奘寂灭，即所谓“明慧行道，占虹气之贯天”。（注：分见《宋高僧传》卷二十四《唐京兆大慈恩寺明慧传》，卷二十五《读诵篇论》。）清画解释此间的道理云：“佛法一门，独开心也，皆椎论也。於戏！天造溟滓，惑网高张，非大圆真诠，曷能示明明之义，俾群生知正修之路哉！”而“释氏论之，夫生生之理，罔有不关于业，则报施有归；报施有归，则因果不爽；因果不爽，则空见不生，有去来三世之殊，故钜细必显”。（注：清画《报应传序》，载《全唐文》卷九一七。）宗密也是这个意思：“明因果始终，推究方法，彰生起本末”。（注：宗密《华严原人论序》，载《全唐文》卷九二○。）可以说到隋唐时，佛教占卜的理论已经通过与业因说相连而系统化了。
　　 佛教中主体在六道轮回中如何流转，是取决于业力的。所谓“一切众生，系属于业，依止于业，随业自转，以是因缘。有上、中、下，差别不同。或有业能令众生得短命报；或有业能令众生得长命报；或有业能令众生得多病报；或有业能令众生得少病报”等等，（注：见隋瞿昙法智译《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从理论上讲，“依据‘此有彼亦有’的原则，每一元素的出现都是合乎严格因果律的。从而，道德上的因果性观念，或者说轮回观念在一般因果联系的理论中找到了哲学基础”。（注：舍尔巴茨基《佛教逻辑》“绪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10页。）将此哲学基础与占相挂钩，就赋予了传统占卜以新的理论。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占相篇引证部》引《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经》谓“六道各有其相”，即人有地狱、畜生、饿鬼、修罗、人、天等六相，其中还有细分，如畜生相中有从象、马、猫、鼠、鸽等25种“受形殊异”的相，构成了一个很全面的占相体系。并宣称：“善恶相对，凡圣道合；五阴虽同，六道乖法；占候观容，各知先业，恶断善修，方能止遏”。此即说明，善恶先业种下的“因”，会通过“相”表现出来，由此又可以占算未来的“果”。
　　 对于占卜与佛教的结合，世俗佛教学者则从另一方向予以论证。如唐初李师政著《通命论》云：
　　 “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佛之所云，业也。儒之所谓，命也。盖言殊而理会，可得而同论焉。命系于业，业起于人，人禀命以穷通，命随业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天道无亲疏，人业有盈缩，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注：文载《全唐文》卷一五七。）
　　 李师政实际要讲的是佛教业力因果报应之说有利于道德约束，但也表达了凡是有因果规律者皆可占推的道理，所谓“大教无私，至德同感，凡情缘隔，造化殊形，心境相乘，苦乐报异。如虫葛印印泥，泥印成文”。（注：《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占相篇述意部》。）这就为佛教与占卜的合拍提供了具体的以中国传统话语的表述。王维也借龟镜图发挥此理，他说：“龟可以卜也，镜可以照也。以前代帝王行事善恶以卜后代；以前代帝王行事善恶以照后代，可以知盛衰兴亡”，而龟镜图之原理“又近佛经八识”，其中“第六识即分别五阴十八界”，与易卦的初始之理是一样的。（注：王维《奉敕详帝皇龟镜图状》，载《全唐文》卷三二五。）当时有人因此宣称：“阴阳不测，唯佛而已”。（注：顾况《阴阳不测之谓神论》，载《全唐文》卷五二九。）
　　 善恶既然是人为的，在这种因果关系面前的占卜就不是被动的预告了，故佛家占卜强调了人在命运面前的主观能动作用，上述王维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道理。《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占相篇》也有例子说明：
　　 “梁州招提寺有沙门名琰，年幼出家。初作沙弥时，有一相师善能占相，语琰师：‘阿师子虽大聪明，智慧锋锐，然命短寿，不经旬日’。琰师既闻斯语，遂请诸大德共相平论，作何福胜，得命延长。大德答云：‘依佛圣教，受持《金刚般若经》，功德最大。若能善持，必得益寿’。琰师奉命入山，结志身心，受持《般若经》。余五年，既见延年，后因出山，更见相师。相师惊怪，便语琰师云：‘比来修何功德，得寿命长？’琰师具述前意，故得如是。相师叹之，助喜无已。琰师于后学问优长，善弘经论，匡究佛法，为大德住持，年逾九十，命卒于寺”。
　　 《法苑珠林》及其它佛教文献中此类故事甚多，影响很大。著名如裴度在洛阳香山寺拾得一妇人用以救父的玉带还之，使先前占他饿死的相者改口云：“此必有阴德及物，此后前途万里”，（注：王定保《唐摭言》卷四“节操”。）也是一个占卜中加入因果报应的故事。有的虽系佛教宣传，但宣扬事在人为，强调道德改变命运的思想，还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三

　　 佛教占卜理论在唐代系统化、完善化后，对民间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寺庙内求卜问签的普遍化。佛寺内的卜签也是有所创新的，如开元时百济国僧真表自云其曾遇弥勒佛，得卜签求戒之制。《宋高僧传》卷十四《唐百济国金山寺真表传》云当时情景：
　　 “慈氏躬受三法衣、瓦钵，复赐名曰真表。又于膝下出二物，非牙非玉，乃签检之制也，一题曰九者，一题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当先悔罪，罪福则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签，签上署百八烦恼名目，‘如求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行签，苦到精进，期满限终，将九、八二签参合百八者，佛前望空而掷。其签坠地，以验罪灭不灭之相。若百八签飞逗四畔，唯八、九二签卓然坛心而立者，即得上上品戒焉。若众签虽远，或一二来触九、八签，拈观是何烦恼名，抑令前人重覆忏悔已，止将重悔烦恼签和九、八者，掷其烦恼签，去者名中品戒焉。若众签埋覆九、八者，则罪不灭，不得戒也。设加忏悔过九十日，得下品戒焉’。慈氏重告诲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有焉’。嘱累已，大杖既迴，山川云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