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占卜求签与戒律所连，当为佛家所独有。真表虽系百济人，然当时其地佛教与中土连成一气，故亦可视为唐代佛教的一部分。当然一般的签没那么复杂，但不论在何寺庙，卜言签语中总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佛教内容，如所谓“变毗沙之身于感通之年，现神质为龟城之助”。（注：黄滔《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墖碑记》，载《全唐文》卷八二五。）佛教占卜却由此进一步走向民间，我们现在从一些禅寺或其它佛寺，都能看到有问卜求签的活动，可以说是当时佛谶的滥觞。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与占卜在唐代的进一步结合，对佛教是相当有利的。首先，“佛卜”的形成，即在佛殿里求签活动的展开，增强了佛教的神秘性和权威性。如玄宗时“有尼慈和者，世算之识，见色无碍，时人谓之观世音菩萨”。（注：杨休《大唐济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上神空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第1473页。）即使遭到灭佛，为了减轻武宗灭法对佛教徒心理上的打击，稍后便有谶语故事出现，以示佛教早有预见。《宋高僧传》卷九《唐洛京龙兴寺崇珪传附全植传》载淮南太守卫文卿“问：‘将来佛法隆替若何’？植曰：‘真实之物无振，自古于今，往复轨躅。有为之法，四相迁流。法当陻厄，君侯翘足可见’。预言武宗毁教也”。其次，“华人既深信于此，然则沙门亦可籍此等技能以助弘法”。（注：《中国沙门外学的研究——汉末至五代》第十三章，第456页。）即通过成千上万民众在佛殿里烧香求签，佛教是能以此吸引更多的信徒。再次，由于佛教占卜在因果论的基础上，强化了人以道德改变命运的能动作用，虽然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宣传，却加强了佛教在社会上劝善惩恶的道德功能，从而也增强了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当然凡事都有利有弊。对佛教不利的是，佛教往往因此卷入一些政治动乱，遭到统治者的忌讳，有损于佛教。如武则天时僧惠范“矫说祆祥，妄陈祸福。神武斩之，京师称快”。（注：张鷟《朝野佥载》卷五。）又如德宗时，资敬寺浮屠广弘勾结相工唐郛等谣言其“当作天子，可复冠”，以谋反。于是朝廷将其镇压，诛死，“由是禁人不得入观、祠”。（注：《新唐书》卷一五六《韩游瑰传》。）按唐代的用语，这里的“祠”，即是指资敬寺这样的“佛祠”。此前的《禁僧道卜筮制》可印证：
　　 “缁黄之教，本以少思寡欲也；阴阳者流，所以敬授人时也。而有学非而辨，性挟于邪，辄窥天道之远，妄验国家之事，仍又託于卜筮，假说灾祥。岂直闾阎之内恣其诳惑，兼亦衣冠之家多有厌胜，将恐寝成其俗，以生祸乱之萌。明艰已来，禁网疏阔，至令此辈，尚有矫诬。害政之深，莫过于此，将归正道，必绝奸源。宜令所司，举旧条处分”。（注：文载《全唐文》卷四一○。）
　　 上文中一是说明佛教结合卜筮现象已十分普遍，二是对这种结合原来都是禁止的，只是安史之乱以后，朝廷政治控制力减弱而成为虚文。因此这些禁令的有效性虽然大可怀疑，但多多少少会给佛教带来伤害却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