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亚洲地区，尤其是唐王朝海上贸易的发展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为海上弘法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条件。唐初，海上运输已有一定的规模，开元时更加发达，中国南部沿海的对外贸易城市泉州、杭州、广州、扬州等发展很快，扬州已经超过洛阳和长安，是全国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与周边国家的海上贸易的规模逐步超过了陆上的丝绸之路，中外交通空前发达，亚洲各国的香料、药材、胡椒源源不断地由海路输入，中国瓷器、茶叶、丝绸则远销许多国家，尤其是瓷器，在海外开辟了广大的市场，现代考古学家已在日本、朝鲜、印度、尼泊尔、马来西亚、伊朗、伊拉克及非洲的许多地方挖掘出唐朝生产的瓷器。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往来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扬州、广州都侨居大量波斯商贾，其它的城市也有波斯人、大食人在做生意，沿海城市停留着“南海舶”、“波斯舶”、“狮子舶”、“交趾舶”、“昆仑舶”、“西域舶”和日本船”等来自于许多国家的船只，中国海船数量最多，并以其体积和抗风能力强而著称。公元748年， 唐大和尚鉴真率门徒第五次东渡日本，结果遇上风暴被飘到海南岛，北归途经广州，他看到附近的江中停满了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的船只，不计其数（注：《唐大和尚东征传》，第74页，中华书局1979年。）。商业和海上贸易的兴盛，造船业、航海业的进步为各国僧侣们的往来提供了空前未有的便利。

　　 　　三

　　 求法僧们不畏艰险，远渡沧溟，弘传佛教，对亚洲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求法活动大大促进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和亚洲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华梵僧侣从印度运回大量经典，进行了艰苦的翻译活动，为唐代各宗派的成立与佛教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净是一位影响很大的人物，他留学印度多年，携近四百部梵本归国，又组织译场进行翻译活动，与晋的法显、唐的玄奘并称为三大求法僧，成就很高。慧日是又一位著名的求法僧，归国后着重弘扬净土法门，被赐与“慈愍三藏”的称号，对净土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在唐代佛教的发展中，印度来华高僧功不可没。玄宗统治期间，“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到长安，中国逐步形成完备的密宗宗派。开元四年，中印度高僧善无畏首先到达长安，开始正式传授密教。四年后，南印高僧金刚智与弟子不空来到中国大弘密教，金刚智被唐朝尊为国师。金刚智死后，不空奉朝廷之令率领弟子三十七人乘昆仑舶启程，前往狮子国递送国书并学习密教。几年后，不空带着大批佛经和狮子国国王赠与唐王朝的礼物回到长安，在两京地区大弘密教，得到朝野人士的普遍尊敬。
　　 求法活动对日本、朝鲜等国的文化发展有重要意义。渡海求法的高僧们将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传入东邻，法相、华严、律宗、密宗、天台等在新罗、日本等国迅速发展。宗教的传播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来华求法的僧侣在中国学习多年，全面地学习了先进的汉文化，回国后对本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僧空海归国后参照汉字创造了“平假名”，并设“综艺种智院”，传授中国的各种技艺。唐代高僧鉴真赴日传法，不仅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而且有功于奈良文化的发展，在日本佛教史、建筑史、医学史和木雕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留学印度的求法僧们不畏牺牲，埋头苦干，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求法僧们也是古代历史上伟大的探险家，他们或从广州、或从交趾、或从扬州附舶远行，其足迹到达了越南、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日本、朝鲜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饥病、海浪的威胁，盗贼猛兽的荼毒，大多数渡海求法的僧人未能重返故乡。并州僧常慜及弟子“冀得远诣西方，礼如来所行圣迹”，由江表随舶南征至末罗瑜（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又搭船往印度，解缆未远忽起沧波，常慜与弟子俱与船共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第51页，中华书局1988年。）。唐僧智岸、窥冲、木叉提婆、智行、大乘灯、彼岸、昙闰、义辉、无行、法振、乘悟皆于求法途中染病异乡而亡。唐代著名的求法高僧义净慷慨赋诗“我行之数万，愁绪百重思。那教六尺形，独步五天陲。”又曰“上将可陵师，匹夫志难移。如论惜短命，何得满长祈。”（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第151页，中华书局1988年。）
　　 鲁迅先生高度赞扬了这些求法僧的精神：“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注：《鲁迅选集》第四卷《且介亭杂文》，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游僧们以四海为家，尝尽人间甘苦。
　　 与“郑和下西洋”不同，求法僧们没有来自国库的强有力的支持，也没有强大的船队作为后盾，只是凭着一股舍身殉法的勇气踏上漫长而艰险的旅途中。在漫长的求法途中，他们深入细致地学习了各国的文化，广泛地考察了各地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留下许多极有价值的著作，其中如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新罗僧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上东征传》、圆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等著作先后被翻译成日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文字，是研究亚洲地区佛教与社会状况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中西交通的重要著作。巡礼佛地的唐僧留学印度多年，深入地了解五天竺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风土人情，得到了南亚、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君的礼敬，与各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大大促进了各国间的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
　　 求法僧的航海活动不仅加深了中国人对南亚和东南亚一带的了解，对中外交通的发展和航海业的进一步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公元1405年，在义净留学印度的几百年后，著名的航海家郑和率领明朝庞大的船队开始伟大的远航，他们沿着唐代海上求法僧的足迹前进，南下到达了东南亚、南亚一带，又继续航行到达波斯湾和非洲的东海岸进行访问和贸易，创造了震惊世界的航海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