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荐福寺占据开化、安仁两坊之地，北面与皇城仅一坊之隔，西临长安城的中轴线即交通主干道朱雀大街，位于街东第一纵列，东西两面与繁华的东市、西市相隔不过两三个里坊。寺院处于交通便利、居民集中的繁华地带，周围有很多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住宅，如宁王李宪外祖父刘延景、薛王李业舅父王昕、宰相元载、太傅盖文达、尚书左仆射令狐楚、户部尚书马总、京兆尹黎干等人，因而便利于这批显贵来这里礼佛，义净当年在这里翻译佛经时，唐中宗就经常出宫来荐福寺协助义净抄写经卷，朝臣贵戚跟随皇帝前来礼佛观景，留下了大量赞美荐福寺的应制诗。如宋之问《奉和荐福寺应制》诗说："梵筵光圣邸，游豫览宏规。不改灵光殿，因开公德池。莲生新步叶，桂长昔攀枝。涌塔庭（一作花）中见，飞楼海上移。闻韶三月幸，观象七星危。欲识龙归处，朝朝（一作来）云气随。"（《全唐诗》卷五三，第649页。）

　　荐福寺由寺院和浮图院组成，寺院在开化坊，门朝南开，浮图院位于安仁坊，门朝北开，中间以大街相隔，两大门相对。初建寺时，前面引宋敏求的话所说，武则天"度僧二百人以实之"。当时长安城中规模最大的寺院是慈恩寺，慈恩寺有房十余院，1897间，也不过度僧300人而已，荐福寺规模宏大，由此可以想象其仿佛。荐福寺东院还有一放生池，"放生池周二百馀步"，"永泰二年（766），京兆尹黎干以京城薪炭不给，凿渠自京兆府直东至荐福寺东街，北至国子监正东至子城东街，并逾景风、延喜门入苑"。（《长安志》卷七，第122页）有漕渠相通，可知放生池的水为活水。

　　荐福寺寺宇广阔，庭院优雅，古木森然，花草茂密，翠竹成林，牡丹成荫。盛唐时期，诗人王维曾跟随荐福寺的道光禅师学习佛法。王维在《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中说，僧人光"顺阴阳之动，与劳侣而作，在双树之道场（指荐福寺），以众花为佛事。天上海外，异卉奇药，……琼蕤滋蔓，侵回阶而欲上；宝庭尽芜，当露井而不合。群艳耀日，众香同风。开敷次第，连九冬之月；种类若干，多四天所雨"。（[唐]王维著，（清）赵殿成注《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可见，种花、养花是僧人的份内事，是修行之必需，而且用花来入药。到了中唐、晚唐时期，很多诗人都来荐福寺游览、住宿，不但当即咏诗描绘寺院风光，而且离开后久久不能忘怀，写诗加以回忆。李端《宿荐福寺东池有怀故园因寄元校书》一诗描绘荐福寺的园林胜景，说："暮雨风吹尽，东池一夜凉。伏流回弱荇，明月入垂杨。石竹闲开碧，蔷薇暗吐黄。倚琴看鹤舞，摇扇引桐香。旧笋方辞箨，新莲未满房。林幽花晚发，地远草先长。"（《全唐诗》卷二八六，第3270页）徐夤《忆荐福寺南院》诗说："鶗鴂声中双阙雨，牡丹花际六街尘。"（《全唐诗》卷七〇九，第8238页）胡宿在《忆荐福寺牡丹》诗中写道"十日春风隔翠岑，只应繁朵自成阴。樽前可要人颓玉，树底遥知地侧金。花界三千春渺渺，铜槃十二夜沈沈。"（《全唐诗》卷七三一，第844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增订注释全唐诗》第四册第1533-1535页，认为这首诗是北宋胡宿的作品，郭绍林反驳此说，详其论文《〈全唐诗·忆荐福寺牡丹〉确系唐人作品》，原载《唐都学刊》2005年第2期，收入其论文集《隋唐历史文化》第412-417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从唐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荐福寺是杨柳习习、石竹碧绿、蔷薇吐黄、槐树婆娑、桐花飘香，满园牡丹盛开成荫，处处青草芳香萋萋，宽阔的放生池碧波荡漾，湖面上荷花争艳，莲蓬尚青还未满房，野鹤在园中自由飞翔休憩。大量的绿色植被使寺院的气候非常湿润凉爽，文人雅士在这里抚琴吟诗、参禅悟道，木鱼声声，香烟缭绕，礼佛诵经不绝于耳，好个人间仙境。环境优美、清雅绝伦的荐福寺，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在此游玩、会友、赏花、吟诗、茗香、住宿。韩翃《题荐福寺衡岳禅师房》诗云："春城乞食还，高论此中闲。"（《全唐诗》卷二四四，第2734页）李嘉祐《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一公房》诗说："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全唐诗》卷二〇六，第2154页）由于环境优美而又恬静，荐福寺还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好去处。唐末文人温庭筠的《华州参军》中记载了一则爱情故事，说是书生柳生与崔女相爱，崔女之母为了成全女儿，"乃命[婢女]轻红于荐福寺僧道省院达意"，即让红娘到荐福寺为二人牵线说媒。

　　荐福寺一直香火旺盛，佛事众多。日本求法僧圆仁记载耳闻目睹的情况，说：开成六年（841），"从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荐福寺开佛牙供养。蓝田县从八日至十五日，设无碍茶饭，十方僧俗尽来吃。左街僧录体虚法师为会主。诸寺赴集，各设珍供，百种药食，珍妙果花，众香严备，供养佛牙，及供养楼廊下敷设，不可胜计。佛牙在楼中庭，城中大德尽在楼上随喜赞叹。举城赴来礼拜供养。有人施百石粳米、廿石粟米；有人施无碍供饪头足；有人施无碍供杂用钱足；有人供无碍薄饼足；有人施诸寺大德老宿供足。如是各各发愿布施庄严佛牙会，向佛牙楼散钱如雨。求法僧等十日往彼随喜，登佛牙楼上，亲见佛牙，顶戴礼拜。兼入翻经院，见义净三藏影。壁上书三藏摩顶松树。"（[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由此可见荐福寺在唐长安城佛寺中的地位之高和经济状况之殷实雄厚。圆仁记载这时唐文宗去世一周年，皇室举办"国忌日"活动，在荐福寺设千僧斋，可见荐福寺的斋堂规模是相当大的。

　　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毁佛，一共拆毁国家赐额的正规佛寺四千六百多所，未赐额私立招提、兰若四万多所，没收上等良田数千万顷，强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解放寺院奴婢15万人，都充作两税户，还大量销毁金属土木佛像和佛教典籍。当时只允许上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左右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武宗会昌五年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015页），"上都左街（朱雀街以东）留慈恩、荐福，右街（朱雀街以西）留西明、庄严"。（《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50页）由于荐福寺是武则天敕建的为唐高宗祈福的圣地，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因而在这场残酷的灭佛运动中幸免于难，躲过了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