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波崛多的名称事迹见诸《阿育王传》、《阿育王经》、《舍利弗问经》、《摩诃摩耶经》、《大悲经》、《付法藏传》等多种史料中，许多经典说他与阿育王同时，这种说法也许与其相当长寿有关，但还是有些过头了。优波崛多于佛灭百年时成道，假若其时他二十岁，则阿育王即位时（公元前371年）他已经一百三十多岁了，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北传以其与阿育王同时，主要是将法阿育与黑阿育混为一谈，将阿育王当成了佛灭百年时人  。《舍利弗问经》云“优波笈多后，有孔雀输柯王”，（8）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优波崛多大概活了一百多岁，于阿育王出生前入灭，其护持佛法的时间或与其师商那和修相当，大概八十年左右。多罗那他也认为阿育王幼年时相当于提多迦的晚年，这是正确的，但他还是将阿育王当成佛灭百年时人，这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阿育王传》、《鞞婆沙论》、《阿毘昙毘婆沙论》、《付法藏传》等多种经典皆载至优波崛多时代，不仅教法多有遗失，而且僧团也开始分裂，这表明他的持法者地位并不是全无异议的。《鞞婆沙论》卷一云：“复说尊者舍那婆阿罗汉，是耆婆师，彼般涅槃日，即彼日亡失七十千生经，阿毗昙中亡失十千经，从是以来，佛法不复行。”（9）《阿毘昙毘婆沙论》卷十亦云：“曾闻有大德阿罗汉名奢那婆数，是尊者耆婆迦和尚，彼尊者般涅槃时，即日有七万七千本生因缘，有一万阿毗昙论，灭不复现，从是以后，更不复行。”（10）可见有部并非全都承认优波崛多，毗婆沙师就有耆婆迦为商那和修继承者之说，这个耆婆迦的名字亦见于《大悲经》卷二，然又云“祁婆迦”“显发大乘”，（11）显然是指后来的同名者。《摩诃僧祗律》卷三十二也列了一个始自优波离的律部传承，其中第十九代亦名“耆婆伽”，（12）是不是那位“显发大乘”的“祁婆迦”不得而知，但显然也不可能是商那和修的弟子。其他资料大都承认优波崛多的持法者地位，但也同样记载了在他的时代经典散失之说，这至少表明他的持法者地位已经有所动摇。其时不仅传承上有了异说（可能有些僧众以耆婆迦为正传），经典有了分散，而且还出现了部派的分析，这三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据《摩诃僧祗律私记》：“佛泥洹后，大迦叶集律藏为大师宗，具持八万法藏。大迦叶灭度后，次尊者阿难，亦具持八万法藏。次尊者末田地，亦具持八万法藏。次尊者舍那婆斯，亦具持八万法藏。次尊者优波崛多，世尊记无相佛，如降魔因缘中说，而不能具持八万法藏，于是遂有五部名生。”（13）也就是说，由于优波崛多不能具持八万法藏，才有佛法分流成为五部之事，故而形成后世萨婆多部的异世五师与同世五师并存（14）。
　　也许优波崛多的三昧神通真的赶不上前辈的持法者，尽管他被佛亲自授记，称为无相好佛，但其中的真实含义是他的持法者地位受到了挑战，有些部众不承认他的权威。在他的时代确实发生了上座部与大众部的首次分裂，但说有昙摩掘多部（法藏部）、弥沙塞部（化地部）、迦叶维部（饮光部）、萨婆多部（有部）、摩诃僧祗部（大众部）五部之分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其时不可能有五部之分，律部五家大都是后起的。《摩诃僧祗律私记》下文又说此事发生在阿育王时代，这倒有可能，看起来又是将优波崛多当成了阿育王的同代，因此将阿育王时发生的事放到了优波崛多的时代。虽然优波崛多之时不可能有律部五家之分，然“遂有五部之名”可能有一定道理，只是但有“五部之名”而已。据《异部宗轮论》，早在根本分裂之前，就先有了四众，即龙象众、边鄙众、多闻众、大德众，而这四众似乎又不包括优波崛多所领的持法者一派，因为优波崛多根本未参与十事或五事之争，再加上持法者众，正好就是五众。五众的划分，并不是由于律法或教理之争，而是与地理、语言、民族国家和师承等因素有关。吕澂先生等在《诸家戒本通论》中将律学传承分为三个系统：
　　一、东系—以吠舍离为中心，盛于东方，即由优波离传陀娑婆罗一系。后来更徙于东南。
　　二、西系—以摩偷罗为中心，盛于西方，即由大迦叶传阿难一系。后来更徙于西北。
　　三、南系—以王舍城为中心，盛于恒河以南中印一带，即由优波离传大象拘之一系。后来更徙于锡兰。（15）
　　这三系是主要的三支，其实不只三系，而是有五支乃至更多的派分。
　　五众之中，龙象众、边鄙众、多闻众三家为后来大众部的前身和主要组成部分，大德众和持法者众则成为上座部的先驱和主导。很有意思的是，《异部宗轮论》代表上座部的观点，将分裂的起因归于大众部，并说大众部内部好诤，于第二百年便多次分裂，上座部则“一味和合”，至三百年初方始“有少垂诤”，（16）分为有部和本上座部（雪山部），而大众部则说最早分裂出来的全是上座部，依次是昙摩掘多部、弥沙塞部、迦叶维部、萨婆多部，最后才是人数众多的僧团本部，暗示即优波崛多一派，因数量最大，被称为大众部，将喜欢分裂的罪名又加到了上座部头上。
　　优波崛多的时代虽无律家五部之分，但发生了第一次分裂则是肯定的。尽管在第二次结集时发生分裂的可能性不大，然它还是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根本分裂的真正原因应当是由于教法之争而非律法之争，北传之说以为是由于大天五事，并未将此与第二次结集联系起来，而在分裂发生的时间方面，《异部宗轮论》但说佛灭后“百有余年”，未有确指，然据说清辨依据正量部的记载“将此事件置于公元前349年，在难陀（Nanda）和大红莲（Mahapadma）两代之间”（17）。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十章亦载根本分裂发生在第二次结集之后，在难陀王当政之时。根本分裂是否肯定在佛灭后一百三十七年（公元前349年）不得而知，但这个时间大体上是可靠的。吠舍离的比丘虽然迫于长老们的压力不得不表示赞同十事非法，但他们肯定是口服心不服。二十几年过后，那些老迈的长老们肯定已经不在了，而赞同改革的年轻比丘则与日俱增，他们因此要求再次投票表决，而这次则是主张放宽戒律的年轻比丘占了上风，表决的结果是由原来的十事非法变成了“五净法”（18），吠舍离比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如果只是律法之争，分裂则未必会发生，因为“五净法”只是根据时势放宽了对收取金银布施的限制，无关大局，且是民主投票的结果，长老们也不得不依照佛教的规定表示服从。然而思想新进的比丘们并不只是想改革律法，而是想抬高佛果，将佛与阿罗汉的距离拉大，为了这一目的，他们一方面坚持一说，将佛说视为绝对真理，将佛无限神化，另一方面又采取了贬低阿罗汉果的方法，将本来很难达到的阿罗汉变成了与凡夫没有太大区别的果位，其目的不光是为了使佛的地位相对提高，也是为了使不重修证的年轻比丘们轻易获得与僧团长老相同的地位。从前两次结集可以看出，佛教的民主制度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民主制，又有间接民主制，第一次结集并非人人有资格参加，而是只有三明六通、具八解脱的阿罗汉才有资格，阿难虽然地位很高，但在证阿罗汉果前也被摒除在外，第二次结集也是由双方推举长老作为代表议定，年轻比丘肯定不会获得代表资格，也没有投票权。年轻比丘们为了获得代表资格，不想通过苦修，而想通过降低要求达到目的，这当然遭到了上座大德们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