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佛教的兴起和商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为共同对付人为和自然界的侵袭，佛僧与商人结伴同行、相互照应已成为社会风气。佛经中常有僧侣外出传道，必有商人为伴的事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3："苾刍与苾刍尼共商旅期行，有恐怖难处，同商旅共行，若无商旅，不能得去。"《摩诃僧祗律》卷3："如果比丘同商人行走到旷野得了病，同伴的比丘不许丢开他，应该代提衣钵，亲近扶接，不应远离。如果不能走路，应该向商人借车和牛马"。《十涌律》卷61："舍婆提国有贾客主，欲至他国，占卦在沸星日出发。有比丘想同行，但又说这是布萨日，想请贾客主等他"。从上述一些佛典律藏中，不难看出佛徒对商人的照顾、信任乃至尊敬到何种程度。
　　 在思想上：商人与佛教对婆罗门教都有较强烈的反抗情绪，二者有着共同的心态和思想的共鸣。婆罗门教思想在印度历史上根深蒂固，制约、压抑商人与佛教长达数千年之久。婆罗门起初认为商人是"非我族类"，佛教被看作是非正统的异端，在思想上和社会地位上均给予歧视和贬低，这一切都促使商人与佛教关系更加亲密。
　　 世间一切伦理观念都与现实生活有着内在联系。古代印度商人拥护佛教的神学思想，乐意接受佛教不杀生、转轮圣王和业报轮回观念。佛教教义中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杀生、非暴力学说反对战争，而受战争之害最甚者则是农民和商人。佛教这一学说对商人是有利的，因此商人是拥护这种主张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不杀生、非暴力学说随即成了密切商人与佛教关系的粘合剂。
　　 佛教教义中力主宣扬"转轮圣王"的神学思想。在各种文字的佛典中，"转轮圣王"这个词几乎到处可见。"转轮圣王"梵语意为大皇帝(Cakravavtin)，即"对一个国王集团行使统治权的人"。古代印度从来没有过统一的大帝国，阿育王时期疆域尽管开拓最大，但也未能统一全部印度。"转轮圣王"这一形象的出现，只能被认为是古代印度人民长期渴望全境统一的愿望，于是梦想出一个转轮圣王能统一全部印度，而且，能让人民大众过上太平的日子。反之，国家分裂、小国争雄、关卡林立，这对商人发展事业无疑是极大的障碍。商路上盗匪横行、野兽出没，加之婆罗门恣意刁难，商人也只好结伴而行。因此，商人都希望借助佛光普照，企盼能有一个威德的国王去保证商路的安全通畅。
　　 关于"业报轮回"思想，古代印度人认为，行动是因，有因必果；因有善恶，果有好环。佛教最基本的教义之一，"十二因缘"的核心就是体现这种思想。婆罗门教顽固守旧势力，坚持种姓制度，很有"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对策三》）的味道；佛教用业报轮回去说明种姓是可以改变的，农民和商人都高兴听这一说教，自然他们都非常容易接受这一神学思想。早期佛教时代，思想中共有两大体系：一个是婆罗门思想体系，一个是沙门思想体系，前者顽固守旧，主张一切不变；后者革新进步，主张一切皆变。前者根源在雅利安人之中，后者一方面与印度河流域原始文化有关，另一方面又与恒河流域原始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总起来看，沙门思想体系是反对婆罗门的，这就给商人与佛教间同沙门思想体系的沟通，提供了共同语言。
　　 综上所述，古代印度商人阶级的兴起，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对商人影响最甚，相互关系也最为密切。商人与佛教尽管是不同范畴的两个词语，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们是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和思想基础；同时，在古代多民族融合体中，也是他们在经商传教过程中，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古老文化思想传播到南亚次大陆和以外的广大地区，使古代文明得以在人类的故乡之一，放射出夺目的光彩。这对上古以后的印度乃至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飞跃，无疑是一个促进，也是跨越国际区域的历史功劳。
　　

　　 注释：
　　 ①D·P·亚格拉瓦尔等：《从中石器时期到铁器时代的印度史前年代》，《人类进化杂志》1978年第1期，第41页。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2页。
　　 ③《乔达摩法论》，转引自刘家和《世界上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
　　 ④《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4。以下凡引《大正新修大藏经》均不注出。
　　 ⑤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