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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田地与付法传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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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诸书皆称佛记末田地于佛灭百年之后始化罽宾,如《毗奈耶杂事》四十称阿难告末田地:“佛复记汝:‘我涅槃后满百岁时,有一比丘名末田地那,令我教法流行此国’,是故汝今应可于彼宣扬圣化。”一般认为,阿难于阿阇世王晚年入灭,其距佛灭不足三十年,既然其时末田地已经得道,为什么非要等到七十多年后才到罽宾传法呢,难道是因为不到百年时机因缘不足吗?或许是后世觉察到了其中的问题,便欲加以修正,如《大唐西域记》卷三便引迦湿弥罗《国志》,道是“如来寂灭后第五十年,阿难弟子末田地迦罗汉”应佛悬记,宣化此国,将百年改成了五十年。如此一改,问题就没了,而且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载迦湿弥罗师说末田地迦先往中印度护持教法十五年,尔后才至罽宾(2),自阿难入灭加上十五年,与五十年之说就差不多了,如此不但消除了前述疑问,还使末田地先于商那和修于中印度护持教法,使末田地取得了持法者的合法地位,真是一举多得。不过这种说法显然是后起的,颇有欲盖弥彰之感,更加表明百年传法与为阿难弟子的相互矛盾。
   北传佛教将神话与历史、感情与理智纠合在一起,故金沙相杂、真伪交织,其中末田地为阿难弟子的传闻不足取信,而末田地百年之后始化罽宾之说则是沙中藏金。根据北传之说,阿育王为佛灭后百年之人,故说末田地百年之后化罽宾,事实上是说末田地与阿育王同时,这就和南传资料一致了。
   既然末田地不仅如北传百年之说应与阿育王同时,而且确实与阿育王同时,那么为何在北传史传中没有任何的关于末田地和阿育王交往的故事呢?其实北传佛教是另有苦衷的,因为依北传之说,末田地是阿难的弟子,其时代是早于阿育王的,而且末田地又被排在商那和修之前,为第三代持法者,这就更不容许他与阿育王有何联系了,因为北传将优波崛多作为教化阿育王的佛教领袖,优波崛多为商那和修的弟子,末田地的后辈,末田地就只好将这一任务交给师侄了。至于末田地与优波崛多同为佛灭后百年传法之人,都应与北传所说的阿育王同时,为何一有说,一默然,就“不可说,不可说”了。
   北传的末田地故事是渐次编造的,由末田地与阿育王同时、并受阿育王派遣传法罽宾的真实历史,因阿育王于佛灭后百年出现之说,变成末田地于佛灭后百年传法罽宾的初说,由末田地为佛灭后百年之人,演变成末田地为阿难弟子之说,因为依第二次结集的故事,佛灭百年时阿难的许多弟子都还在世,象末田地如此杰出的大师是应该有师承的,其和尚应当是阿难这样的名师。既然末田地为阿难弟子,其于何时受教于阿难呢?此时末田地的名字起了作用,末田地迦为水中之义,这个名字从何而得呢,原来由于阿难于恒河中流入灭,末田地因于此日于河中得道,成为阿难最后弟子,“虽末后供,乐最上乘”(3),故有此名,有的传说末田地为末田地那,这也可以解释,因为他于日中时得道,故亦名日中。末田地虽被塑造成阿难弟子,但毕竟比不上阿难亲传弟子商那和修,也难以摆脱旁传的尴尬,怎么办呢?一是给他加上“金口所记”的光环,二是说初时商那和修徒众不多,是末田地先在中印度护持教法十五年,等到末田地到达罽宾之后,商那和修才开始在中印度护持教法,如此一来,末田地不仅应当被列入付法传承,而且还应当排在其师兄商那和修之前为第三代了。到了后世,末田地为阿难最后弟子之说也不提了,他似乎反而成了阿难的大弟子,商那和修的师兄,是他将佛法付给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倒屈居其后,成了师弟或弟子了。
  从北传史传中也可以看出末田地的形象一步步高大起来的过程。《大悲经》卷二但说佛记末田地当于罽宾化导龙王,大弘法化,并称“我若具足称扬彼末田提所有功德,不能穷尽”,对末田地大加称颂,然未说其为阿难弟子,在《阿育王传》中,末田地虽为阿难最后弟子,但并未计入传法世系之中,但在其后的《阿育王经》中,末田地就已经被列入付法传承了,《舍利弗问经》列了一个“迦叶传付阿难,阿难复付末田地,末田地复付舍那婆斯,舍那婆斯传付优波笈多”的法系,这一法系得到广泛的认同,在后世的传说中,异世五师说便成为最流行的说法(4),无人怀疑末田地的持法者地位了。
   若谓始为仙人、后为阿难弟子的末田地是一个神话人物,而在佛灭二百年时出现、与阿育王和目连帝须、大天同时的末田地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那么罽宾佛教的开创时间就要推后一百年。如北传之说,罽宾佛教开创的时间是较早的,且不论佛灭五十年之说,似乎百年时说已成定论,如《阿育王经》就载商那和修教化优波崛多事毕,复忆佛记罽宾安隐,为坐禅佳处,便至其地修习五支禅,如此商那和修也成了始于罽宾修禅的大师,只是但言他在那里独修,未说他如何化人,又载优波崛多化一弟子,名为善见,是罽宾的比丘,这些都似乎表明在优波崛多的时代罽宾已经有了佛教,不待百年之后末田地的开创。然而这些与末田地为阿难弟子说同出一处,应当视为对后说的旁证,并非独立的资料来源。
   末田地对罽宾的贡献并不限于开创佛教方面,他事实上是将当时先进的文明和生产方式引入罽宾的文化始祖,甚至被后世尊为罽宾国的开创者。在末田地之前,罽宾并非没有居民,而是只有尚未开化、信奉龙神的原始部族,人数也不多,大片地域尚处于蛮荒状态,且水多地少,洪灾频频,加上四围高山,交通不便,是一个极不发达的地方。末田地至此之后,先是制服龙王,兴修水利,导水入河,化池为地,以千顷碧波,为万里平畴,化鱼虾之国,成稻米之乡,尔后又带领众人自香醉山引入郁金香花,适合山区生长的郁金香花从此成为此国重要的经济来源,这样就先解决了经济问题。末田地的本意,当然是为了弘扬佛教,于是他又修建五百伽蓝,使之成为传法基地,如此又将更为先进的宗教引入当地,逐步取代了原始的自然崇拜。末田地的第三步是移民,罽宾人口稀少,原有的部族在文化上又比较落后,于是他从周围诸国迁入了一些居民,“以充役使,以供僧众”,这样就有足够的人民可以供养僧徒。末田地或许还为罽宾修建了都城,即卡尔哈纳所记的阿育王始建的旧都城斯立那加(Srinagari),又名Puranadhisthana(旧都)(5)。
   不能否认末田地个人的辛勤努力和神通法力在开创罽宾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然而单靠个人的力量及少数僧徒(传说初期只有五人)不可能完成一切,如移民、修建都城等大事,如果没有国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是无法想象的。如果说是佛灭五十年或一百年发生的事,那么当时一方面不存在如此支持佛教的国王,另一方面即便有心支持佛教,也没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只有阿育王才有这一条件。因此罽宾佛教的开创是末田地在阿育王的全力支持下完成的。在阿育王之前罽宾还是蛮荒之地,不可能有佛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