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崛起，至两汉时期取得传统文化的领导地位。此时佛教初传，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相当的排斥，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类。佛教徒为了让国人接受此一新的信仰，往往藉由儒、道的经典来说明佛教义理的价值。《牟子理惑论》便是东汉末年牟子融和释道儒三教思想的作品，论述佛教并不违背儒家与老庄思想。

　　东汉儒家对佛教的非难主要是：僧侣断发违背《孝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僧侣不婚无后，有违孝道；僧侣剃须发、披袈裟、袒右肩，见人不行跪拜之礼，违背服饰行仪的礼制。这些问题即使在东汉以后，依然是历代佛儒争论的重点，如东晋慧远大师就曾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驳斥之。

　　牟子以儒家经典或圣人言行为依据，说明僧侣的行为举止有其更崇高的道德意义，非比常人；更引用孔子言论，明示儒者对圣道的理解要灵活应用，注重其动机，不拘小节。慧远大师则指出印度与中国的习俗不同，且僧侣乃出世修行者，与世人有别。他又进一步表示，只要实行儒家的仁爱和佛教的慈悲，则世间将趋于和谐统一。牟子与慧远大师都是佛教徒致力调和佛儒的有力证明。

　　以现代观点来看僧侣断发违背孝道的问题，可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词虽是孝心的表现，但并不是一味的以愚孝的态度，终其一生不剃头、剪发；或遇有病痛，需动手术开刀割除肉瘤，则不予以治疗；人死后，躯体必会腐烂，为要尽孝，而妄想能不死。再者，僧侣断发之举，实以去除烦恼执着，现大丈夫相的决断精神，破色身之执，求法身之证，应尚其精神，不重外相；僧侣不婚的行为，有其更崇高的大爱精神，舍小我而成就大我，没有个人家族的观念，以一切众生皆是我的父母、我的亲友，慈悲对待，真正实践儒家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达到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精神。

　　到了魏晋时期，道家特胜，以儒道融和的老庄玄学为思想主流，佛教则被认为是玄学的一类，因而引进大量佛经，《般若经》尤其受到欢迎。此一时期形成以老庄哲学解释佛经的格义佛教，吸引许多士大夫学佛，以佛儒融和来接受佛教。

　　隋唐时期，三教融和的结果，终于使佛教开花结果，自成宗派，达于鼎盛。此时三教仍然不断交融，佛教提出忠君尊王之说，宣传佛教对孝道的尊崇，且尽量把佛儒的道德观相比附，又以佛教的戒律类比儒家的德目。另一方面，道教也不断与佛儒共融，渐渐形成三教同源论。

　　儒学经过隋唐的衰微期，直至北宋才有改观。韩愈主张复古，他在《原道》一文中说∶“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说明儒学名存实亡，有千年之久，于是在此期间，佛教又受到儒家学者强烈的攻击和批评，其所排斥的理由不外就是，佛教违背伦理纲常，佛教危害王道政治，佛教是夷夏之辫。但往往排斥愈烈，所受的影响则愈深，而且佛教此时在中国已有深厚的基础，儒家唯有主动吸收佛教哲学才能走出一条生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理学”诞生了。

　　隋唐佛教三百多年的昌明时期，所讨论的都是心性问题，其所涉及的范围既深且广，所谓“明心见性”、“即心即佛”、“性体圆融”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建立各宗的心性论。至于宋明理学家就在这几百年间反覆讨论心性论的问题，而吸取其中重要的思想，与儒家的纲常名相结合，形成理学，一改过去儒学只重视经论文字及外表的礼制仪节，从而重视追求生命的究竟真实，使得儒家在两汉衰微后，再度复兴。

　　理学是融和、吸收佛道哲学理论，把儒家伦理道德观加以哲理化、神学化的产物，着重“心性”与“天道”的阐述，主张天理为本体与至善。宋代的新儒家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邵雍等人，于出入佛老之后，各有一番心得理论。到了南宋，更加发扬光大，如朱熹衍生出天理在人心的“心性论”，认为人要格物才能致知；王阳明则受禅宗“明心见性”、“人心即佛性”的影响，提出“心即理”之说，主张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最后以“知行合一”来圆满人生。

　　明朝亡国后，在满清统治下的汉儒纷纷检讨理学的流弊。他们认为理学空疏无用，导致亡国，提倡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经世致用之学，并视为真儒学，被后世称为“新经学”。然而受到满清政府的高压禁止，新经学渐渐沦为脱离现实问题的考据学。

　　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至此，儒学可说是真正没落了。清末民初出现了一些革命思想家，企图透过改革，挽回国家的命运，其中以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等最有贡献，他们的共同点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康有为所著的《大同书》虽依据儒家《礼记．礼运篇》，却以佛教的华严思想来说明大同世界。基本上，康有为对传统的儒教是持批判、改革立场的。谭嗣同通达法相、华严，是一位研究佛学的居士，他重视佛教的菩萨道，主张融通佛儒二教，并提出佛教的宇宙观与自然科学相符之说。章炳麟则完全依据佛教的自觉理念，建立革命道德的理论基础。他们所推动的自强革新运动虽然失败，却引导人们思维传统思想革新的路径。五四运动，先进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文化加以批判、扬弃，使得儒家的道统彻底崩溃。

　　二十世纪初，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刺激下，产生新儒家学派，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人物。梁、熊熟谙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吸收西方哲学与新知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复兴。梁漱溟一生兼综儒佛，希望以佛教的清净真心完成儒者事业，以儒者事业实现佛教的宗教修养。他努力推展乡村建设，却没有成功。熊十力融通佛儒思想，提出“新唯识论”，希望透过文化的宣导达成革新，以挽救国势。新儒学派对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演进不无贡献，可惜时至今日，中国儒家的伦常价值观已不复从前。

　　人间佛教的佛儒交融

　　佛陀成道后，周游五印，说法四十九年，所言所行都是契理应机的人间佛教。佛陀入灭后，印度佛教逐渐分化，经过部派、中观、瑜伽等演进过程，传入中国后，其面貌已有别于原始佛教。佛教在中国，与中国文化交融，至隋唐时代大放异彩，宗派林立。其中，禅宗独具一格，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到了六祖惠能大师，提倡“即世间求解脱”，还回人间佛教的本来面目。

　　《六祖坛经》云∶“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这种平实入世的风格，使禅宗的发展迅速普及，亦深得讲究三纲五常，修身齐家的儒者认同。唐宋儒者在人间佛教的接引下融入佛道，走向着重心性理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