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唐代佛教讲经仪式，学术界讨论已详，但对南北朝佛教讲经制度却罕见研究。本文依据现存资料及唐代讲经仪式，对释道安首创的讲经仪轨的诸环节做出了初步探讨。
　　
　　 释道安（公元312—385）是东晋中期最著名的高僧之一，曾被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么誉为“东方圣人”。在长期的佛教实践中，他咀梵采华，确立了不少佛教仪轨制度。风行于南北朝的讲经仪式即是其中之一，也是迄今见诸释教文献记载的首例汉化佛教讲经制度。今据有关现存资料及唐代讲经仪轨，对道安所制定的这一讲经仪轨略作考释。
　　 《高僧传》卷五记载：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金陵本等无“讲”字）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据此记述，道安所制定的讲经仪轨应有行香、定座、上经和上讲四大环节。以下分条述之。
　　 （一）行香，取礼敬三宝之意。佛教每有法事，多烧香以示礼敬、虔诚。《高僧传•康僧会传》说：僧会“乃共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又《佛图澄传》谓澄用佛法求水、救弟，也烧香祝愿。此类记载屡见，不待详引。讲经既为重要法事，自然也须烧香。《高僧传•唱导篇》对此略有记载：
　　 至如八关初夕，旋绕行周，烟盖停氛，灯唯靖耀，……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
　　 （释昙光）每执炉处众，辄道俗倾仰。
　　 天竺之俗以环绕礼敬对象（人或物）左行为敬意。汉邦以右为上，遂改为旋绕右行。上说“旋绕行周”，大约指两事：一者导师率众旋绕佛像、法座等右行致礼，一者环席右起传香（或分香）于众人，就如酒席之行酒。（注：关于“行香”，详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行香与行酒”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3页。）
　　 行香之香，大约是导师手中所执香炉中之香。据说当时有一种叫做“鹊尾香炉”的手炉（见《释氏六帖》卷二十二引《法苑珠林》、《法华经》），大概就是导师所擎之香炉。唐宋以后讲经仪式中尚存执炉行香余馨：
　　 若都集道俗，或顷国大斋，行香长梵，则秦声为得。（《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总论》）
　　 （讲经时）初礼三宝，二升高座，三打馨静众，四赞呗（原注：文里自作，今多他作，声并秉炉、说偈、祈请等）……（《四分律行事抄资持记》卷三《释导俗篇》）
　　 以此逆推，道安时行香，或也有梵呗伴唱。
　　 （二）定座，指讲经者坐法。南北朝以来讲经之制，例以一人转读、赞呗、一人解说。前者称为都讲，后者称之为法师。为都讲所设之座叫唱经座或经座，为法师所设之座叫法座或讲座，二者统称高座。后人《杜阳杂编》卷下记载分明：
　　 上（唐懿宗）敬天竺教。（咸通）十二年冬，制二高座赐新安国寺，一曰讲座，一曰唱经座。各高二丈，呀沉檀为骨，以漆涂之，镂金银为龙凤花木之形，编覆其上。
　　 讲经之座是否有二丈高，不得确知，但对上万人规模的法会来说，二丈不算高。外域高僧屡有被称作高座者（如《高僧传》之《鸠摩罗什传》、《帛尸梨蜜传》等）。法显在斯里兰卡曾亲闻“天竺道人于高座上诵经”（《法显传》）。因为都讲、法师二人身份有尊卑之别，故坐法亦有表现。谢灵运《山居赋》叙斋讲之事曰：“启善趣于南倡，归清畅于北机。”自注云：“南倡者都讲，北机者法师。”《高僧传•释昙邃传》说昙邃睡眠中被人请去讲经。“自尔日日密往，余无知者。后寺僧经祠前过，见有两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讲说声”。据此知，法师坐北面朝南为主座，都讲坐南朝北为次座，乃是“定座”之例。但凡事皆有例外，那就是在皇帝大驾亲御时，高座的方向便改为东、西相对了。《广弘明集》卷二十六载梁武帝《断酒肉文》注云：“二十三日旦，光宅寺法云于华林殿前登东向高座为法师；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为都讲，唱《大涅槃经•四相品》四分之一，陈食肉者断大慈种义。法云解释。舆驾亲御，地铺席位于高座之北。僧尼二众各以次列坐。讲毕，耆阇寺道澄又登西向高座，唱此断肉之文，次唱所传之语。”又据此注知，除法师、都讲以外，其他听众一律就地而坐，方向大约是东西两组相对，夹侍南、北两位讲经者，或者是围坐。
　　 （三）上经或上讲经之法，今已不详何指。《道安传》此处原文似当作“上经”。《大正藏》作“上讲经”，但《弘教藏》、《碛砂藏》、《金藏》、金陵本等均无“讲”字（据汤用彤校注本引）。唐代讲经仪式诸记载中均无“上经”一事。臆上经或指向高座递上经本、唱导文等卷子而言，因其座高，法师、都讲携带不便。孙楷第先生以为魏晋以来佛教讲经仪式与儒家东汉以讲经制度似有关联。（注：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文载《敦煌变文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其说引《魏书•祖莹传》一例，亦有上经一事：
　　 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选为都讲。生徒悉集。莹夜读书劳倦，不觉天晓，催讲既切，遂误取持同房生赵郡李孝怡《曲礼》卷上座。博士严毅，不敢还取。乃置《礼》于前，诵《尚书》三篇，不遗一字。
　　 此中持《曲礼》卷“上座”，或即道安所谓“上经”者。
　　 若此推测不误，则所上经卷的内容也当考察。根据有关记载，所上经卷当有经典、忏文、唱导文、发愿文几类。经典是指所要开讲的某部（些）佛经。梁《高僧传》经常提到的开讲经典主要有《维摩法》、《法华经》、《楞严经》、《涅槃经》、《放光经》，有时还有些论、律部的典籍。由于转读、赞呗的需要，这些本子通常都是经过删节、选抄、注音等处理的，如《法华经》，一般只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祐录》记载魏晋六朝古经多有单行抄本，只是因诵经、讲经的实际需要而形成的。《高僧传•经师篇》说支昙籥“堂梦天神授其声法，觉因裁制新声”，释道慧“发响含奇，制无定准，条章折句，绮丽分明”，释僧辩“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齐文宣王集诸经师，“乃共（释慧）忍斟酌旧事，诠品新异。制《瑞应》四十二契”等等，都是选声调韵、谱写音律的反映。至于忏文、唱导文等，有关文献记载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