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的史料、语料价值及重新校理与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 ［南朝］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 朱自清.经典常谈[M].北京：三联书店，1980.
[4]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1986.
[5] ［日］圆仁撰.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Z].广州：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6] 李维琦.佛经释词[Z].长沙：岳麓书社，1993.
[7]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Z].北京：中华书局，1962.
[8]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Z].北京：中华书局，1983.
[9] ［南朝］傅亮，张演，萧齐陆杲撰，董志翘译注.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一、《高僧传》的史料、语料价值
史学泰斗陈垣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1]
南朝梁释慧皎所撰《高僧传》，凡十四卷，全书收载自后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453年间257位高僧的传记（另附见者达274人）。在慧皎以前，虽已有多种僧传，但慧皎是在广泛收集当时已有僧传，加以批判吸收，又参阅大量史书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所立的原则（慧皎《高僧传序录》云“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写成此书的。他在自序中道：“辄搜检杂录数十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谘古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2]据不完全统计，此书撰写时所参考的史籍就有20多种，且这些史书后来大多已经亡佚。因此它不仅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六朝史的必备参考资料。关于此书的史学价值，清代孙星衍曾有评价：“慧皎《高僧传》，《四库全书》未及收。余读释藏于金陵瓦官寺见之，顷官安德，借录此本。僧人事迹，率多文人粉饰，然六朝士夫，无所自存，遁入释道，故多通品，辞理可观，且足资考史，地方古迹亦可借证，实为有用之书。”（注：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二十二，孙渊如藏抄本《高僧传》，嘉庆十二年丁卯孙星衍手记。）陈垣先生曾举过几个典型的例子：
《平津馆鉴藏记》书籍补遗又有明姜家印行本，谓：“《通鉴》宋文帝元嘉十年，沮渠牧犍改元永和，此书《浮陀跋摩传》作承和，与《北史》同，足资考证”按北凉沮渠牧犍，《魏书》《北史》均作改年承和，《御览》一二四引《十六国春秋•北凉录》作永和，《通鉴•宋纪》元嘉十年条因之，故纪元诸书，多以永和为正。据此书卷三《浮陀跋摩传》茂虔承和五年丁丑，即宋元嘉十四年，与《魏书》《北史》合，则“永”实误文也。
又《世说•言语》篇，庾法畅造庾太尉条，注谓：“法畅氏族所出未详。”《文学》篇北来道人条注，引庾法畅《人物论》，亦作庾。《高僧传》四作康法畅著《人物始义论》，自当以康为正，今本《世说》因下文庾太尉句而误耳。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支、姓康者，皆外国姓，非本姓。《言语》篇支道林养马条，注谓“支道林本姓关氏”。《文学》篇康僧渊过江条，注谓：“僧渊氏族所出未详。”正与康法畅同例。若果姓庾，则中国姓也，何云“氏族所出未详？”此严可均《全晋文》所以据《高僧传》而知今本《世说》误也。
范蔚宗被杀，门有十二丧，无敢近者，释昙迁抽货衣物，为营葬送，《宋书》六九、《南史》三三《范传》皆不载，亦见于《高僧传》十三《迁传》。[1]
同时，《高僧传》是较早的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受汉译佛典口语性的影响较为明显，不少词语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因此也是研究汉语史的极可宝贵的语料。朱自清先生曾指出：汉魏六朝时期“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的义疏。”[3]汉译佛典中词语的口语性较强，这已引起汉语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自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大量汉译佛典应运而生。出于争取信徒、宣扬教义的需要，各个时期的译者在文体及语言的选择上尽量趋俗，以“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义”为原则，正如胡适之所说：“在中国散文与韵文都走到骈偶滥套的路上的时期，创造了朴实平易（但求易晓，不加藻饰）的白话新文体，以至影响了唐以后的白话文学。”[4]不过，汉译佛典虽然趋俗，但由于是译经，在文体、语言等方面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原典的影响，于是形成了一种混合式的特殊语言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译经语言在影响汉语的同时，也受着汉语的影响，逐渐与汉语趋于融合。在这一走向融合的过程中，开始时纯粹的译经语言与纯粹的中土语言差别甚为明显，而与两者均有关系的中土佛教著述（比如：僧人的行记、僧人的传记、寺院记、名僧学者宣扬佛教理论的论著以至两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大量“志怪小说”中的“释氏辅教之书”等等与佛教有关的文献）在这种融合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近乎一种中介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法显传》、《洛阳伽蓝记》、《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法苑珠林》、《往五天竺国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行历抄》、《王梵志诗》、《寒山诗》、《敦煌变文集》以及《观世音应验记》、《宣验记》、《冥祥记》、《集灵记》、《旌异记》等文献口语化程度大大高于同时期其他中土文献的原因之一。《高僧传》中的一些语言现象，正可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