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该文通过对《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一书的评介，着重阐发了作者对敦煌写本文献整理应注意问题的见解，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作者指出，敦煌写本文献中的佛经具有极高的校勘价值，可以辑出一部《敦煌大藏经》；独立研究能力要培养，合作精神更应提倡，尤其在实施大型课题之时；新发现的和从未公布的敦煌卷子的校录应该随附原卷照片；用于校录的敦煌卷子底本一般应固定，没有特别优点的时候就不要频繁改换所用的底本；古今字是先后不同时代产生的异体字，校录时不可以径改古字为今字，古今字可注不可改；借音字是同意或极其相近音的字的互代，古代不认为是错字，所以校勘时也不可径改，可用加括号随文标注的方式来处理；外来译音词可有多种不同汉字形式，不应径改敦煌写本所用的汉字形式而为自认为是对的单一形式；繁简字在排版时要正确使用，繁简字切换要非常小心。

　　 方广锠先生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已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出版，这是值得庆贺的盛事。据书后所登启事，本书每年将出二辑，1997年内将出至第五辑，因而具有连续出版物的特点。当笔者接到方先生的赠书后，惊喜之余，便一口气把它的主要内容读了一遍，下面是我们读后的点滴体会和意见，供书的编者和读者参考。

　　 　　一、佛教文献必须全面整理

　　 佛教文化从汉代传入中国之后，给我们留下了最繁富的文献典籍，成为我们研究和了解古代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料宝藏。我们目前已经看到的有《中华大藏经》的汇校本，收录了传世的汉文大藏经的众多异本，并逐篇出列校记。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必定能够完成。剩下的是敦煌本佛经和大藏经未收的佛教文献。敦煌卷子约百分之八十五是佛经，然而因为大多为残卷，并且重叠复出和杂乱无序，迄今无人进行全面整理。我们坚信，敦煌本佛经如果进行全面整理，加以辑录和校点，用传世大藏经作比勘，一定能整理出一部《敦煌大藏经》，其学术价值将是不可估量的。例如我们曾经作过校注的敦煌陈写本晋竺法护译《佛说生经•甥舅经》残卷（P.2965）〔1〕， 与传世大藏经相比勘，敦煌本的校勘价值简直是一字千金。方先生是大藏经研究的专家，但他曾撰文认为敦煌卷子都是古人的废弃物，根本无敦煌大藏经可言〔2〕，对此我们不敢苟同。除去佛经， 《大藏经》之外的佛教文献就是最值得重视的了。这些佛教文献包括疑伪经、禅宗语录、释门杂文等，丰富多彩，以往未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敦煌文献中就存在大量这类文献，没有一支稳定的校录队伍用上5年至10年时间， 那是难以悉数辑录校证出来的。除此之外，日本、韩国和我国各公私收藏机构，都或多或少收藏着这方面的资料，大多仍遭受冷落，应该全面清查和整理。《藏外佛教文献》正是做着这后一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因此值得称贺。

　　 　　二、分工合作是整理大型项目的有效方法

　　 在学术研究的操作上，我们的老一辈学者比较注重独立研究，由个人来承担研究项目。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取得了杰出成就，也有的可算是著作等身了。然而这种“皓首穷经”的方式方法毕竟有缺陷，所以我们同时也应提倡互相合作的精神。《藏外佛教文献》编委就是精诚合作的模范。从本书第一辑的编著来看，主编、副主编都是主要撰稿人，他们与其他编委的分工合作应是较为和谐的。从该书《缘起》我们知道：“编委会集体以研究班的形式对整理者递交的每一份初稿逐字逐句核对底本、校本，进行审读、修改、定稿。所以，发表在《藏外佛教文献》中的各种典籍、文章，一方面固然是整理者个人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编委会集体心血的结晶。”我们相信，只要精诚合作，互相促进，《藏外佛教文献》的编著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

　　 　　三、新发现的敦煌卷子应附图版

　　 在这一辑中，我们看到的许多敦煌卷子录文，原卷都是“北新”编号，即原卷收藏于北京图书馆，而且是新编号。这些新编号的敦煌卷子全是在千字文编号之外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收集品（主要从一些私人收藏者手上收得），从来没有公布过完整的照片、微卷之类真迹资料，除本书辑录者外，全世界几乎没有几人能接触和使用这些卷子，它们就像古董一样被“保护”着。对于这样的资料，读者是热切希望见到真迹图版的，作为古典珍稀文献的整理原则也是理所当然地要这么做。然而不知何故，该书既未附图版，也未作任何说明，因而该书的录文就成了读者唯一信奉的材料，不管其录文是否正确，排版是否无误。事实上，该书的录文被校改的地方太多，“据文意改”的比比皆是，这就与原卷原貌越加远离了。

　　 　　四、《大正藏》已收的不应属于“藏外”

　　 本书收了一些日本《大正藏》已收的文献，例如该书第370 页《天公经》下题解云：“本经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于敦煌出土后，日本《大正藏》据斯2714号录文后收入第85卷，但录文略有误。今将三本分别录文，以供研究。”同样的情况又见于该书第374 页《佛母经》等。这些伪经有不止一个抄本，该书把它们校合在一起，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为读者提供了最好的服务。然而日本的《大正藏》也是大藏经的一种，既然书名叫“藏外……”，就不仅是中国大藏经之外，也是日本大藏经等等之外，而《大正藏》虽然一般不校异本，并且录文、标点很不可靠，但我们却不能因为增加了异本就算是在它之外了。如果这样来衡量，那么敦煌卷子中的大量佛经都是历代大藏经之外甚至日本《大正藏》之外的，也该以异本（文字出入实际上很大）而辑入《藏外佛教文献》了，而这是本书编校者不会认同的。因此，这部书的“藏外”云云与所辑录的内容是略有出入的。

　　 　　五、变换校录底本的利弊

　　 《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的《录文校勘体例》在规定何者为底本时说：“如果底本乃由若干文本拼合而成，则在题解中以‘底本由某本、某本、某本依次拼合而成，具体情况随文说明’这样的语句叙述之，并在正文中随文说明诸本作为底本之拼合起讫。在这种情况下，凡某本在某段文字中被指定为底本，则其余诸本（包括在其余文字中曾经作为底本使用的文本）一律作为校本。”具体的例子在该书33页第三段可见。这种底本不固定的方法，好处是让读者时时刻刻都能明白哪段文字根据哪一本子校录，但问题也很明显：读者无法知道哪个本子是最重要的本子，以及后来纷纷充当底本的本子与主要底本之间是否完全出于一个系统。因为在许多传本中，如果都是足本，我们应选出一个最佳本子作底本，其余作校本；如果一个是足本，其余都是残本，一般就选足本为底本，其余作校本；如果都是残本，由于无法弄清原本是否都出于一个系统，我们一般只好选一个残缺较少、错漏不多或有原题之类优点的本子作为底本，其余的本子都只作补校本，凡底本残的部分据某本补、据某本校，仍保持原底本的地位。这是古籍校勘的通用做法，《敦煌变文集》等书就是这么做的，没有太大的优点也就不必改变传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