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古今字可注不可改

　　 《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录文校勘体例》第十条云：“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武周新字一律改为标准繁体字，不出校记。原文笔误、笔划增减及变体者，径直改为正字，不出校记。”按：“古今字”是指产生时代有先后的异体字，如“云”、“雲”，“弟”、“第”，“或”、“惑”，“知”、“智”，“道”、“异”，“内”、“纳”，等等，各组前一字为古字，后一字为今字，“古”、“今”是相对时间概念，故“今字”又称“后起字”。古字不可径改为今字，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今字是古字的儿子、孙子。在未有儿子、孙子之时，当然也就无法让儿子、孙子去顶职；即使有了儿孙，四世同堂，事情轮到谁做还该谁做，不该剥夺长辈的权利。例如该书第34页《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论一卷》：“何名‘安心门’者？由常看守心故，熟看诸境种种相貌，一切境界悉知不从外来。”该页下校记云：“‘熟’，底本作‘孰’，据文意改。”按：“孰”是“熟”的古字，《说文》：“孰，食饪也。《易》曰：‘孰饪。’”段玉裁注：“后人乃分别熟为生熟、孰为谁孰矣。曹宪曰：‘顾野王《玉篇》始有熟字。’”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把“孰、熟”作为例子列在该书《古汉语通论•古今字》一节中〔3〕。既然底本作“孰”，我们就应尊重原卷， 怎么可以“据文意改”呢？这是违背古籍校勘的基本原则的。佛教禅宗主张“顿悟”、“不立文字”，亦即“六经注我”，但我们整理禅宗的著作时却不能用禅宗的思想来指导，而要恪守传统朴学的原则。按照该书体例古今字“不出校记”而径改通行繁体字，但书中还是大量出校了。我们未能目睹北图新编号卷子，不知是否有很多古字被径改而未出校记，如果那样就糟了。该书中径改古字的例子很多，如第54页注⑤：“‘惑’，底本作‘或’，据文意改。”“或”是“惑”的古字（也有定为假借字的）。第66页注①：“‘譬’，底本作‘辟’，据文意改。”“辟”是古字，后分化出“避”、“擗”、“僻”、“劈”、“譬”等后起字。第331页注④：“‘瘥’，底本作‘差’，据文意改。”第362页注①②：“‘瘥’，底、甲、乙、丙、丁、戊本作‘差’，据文意改。”按：“差”即“瘥”之古字，犹如“愈”是“癒”的古字一样，古今用“差”、“愈”、“减”、“损”等表示程度变化的词来表示病情减弱、痊愈，因而写作“差”是一丝一毫都不错的。《方言》卷三：“差，愈也。南楚病癒者谓之差。”《后汉书•方术传•华佗》：“操积苦头风眩，佗针，随手而差。”是其明证。当一个字各种本子写法完全相同时，我们要校改它应十分谨慎，而不足以“据文意改”。这种妄改古今字的现象，在此前的敦煌文献录文中最为习见，同时最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如果有哪一个古字没有被改或用括号括出来，如“差（瘥）”，反而可能招致怪笑。因此，这个问题是不能不说的。作为一种既能“整旧如旧”，又能不使读者疑惑的方法，我们在遇有古今字情况时，可以出校记注明一下，起码第一次出现时可以这样做。

　　 　　七、借音字不应径改

　　 《录文校勘条例》第十条又云：“通假字第一次出现时改为正字，出校记；以后径直改为正字，不出校记。”此所谓“通假字”即同音通假字或近音通假字，我们通常称之为“借音字”（这个术语见于《隋书•经籍志》）。借音字是古文献的一种普通的用字现象，从儒家经典、文人别集直至稗史小说，借音字都是必不可免的。这是因为古人并不把借音字当作“白字”或“错字”，而是一种表音字符。例如“早晨”的“早”，从古到今都存在，但是《史记》却用“蚤”来代替它，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司马迁不知“早”、“蚤”之辨。当然，借音字的使用，也有所限定，正规的文言文古文献中只容忍先秦两汉通用的借音字，不是随便哪个同音字都可借代；通俗文献中，尤其是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则完全打破此一陈规，凡是同音或二音极其相近即可互代，因此有人说敦煌文献是一种“表音文字”写成的，虽然过于肯定，却也有几分真实。对这些借音字，我们是不应抹煞的，可以出注或用括号括出它的本字，既不损原文，也不碍于今人通读。然而此书却一一改掉了。 例如该书第41页：“慧日明朗，照自心源。……慧日破诸闇。”第一个“慧”字下原校云：“‘慧’，底、甲本作‘惠’，此处‘惠’、‘慧’相通，故正作‘慧’。下同。”即改“惠”为“慧”，并在第二例及以后都径改而不出校记了。这种所谓的“正字法”是不妥的，我们通常只对俗字采取正字法，将常用俗字改为正字，而对借音字、古今字等类文字是从不径改的。“惠”是恩惠意，“慧”是智慧意，但二字早已形成借代规律，《列子》中愚公移山的典故就有“汝之不惠”语。在敦煌写本中，“慧”字罕用，通常都以“惠”来代替，分析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惠”、“慧”通假，古有惯例，不引起误会；二是“慧”字笔划用毛笔写易粘连，而代用“惠”字则笔划疏朗清晰。所以古人在用字问题上往往自有道理，我们不应替古人改字。又如第54页：“纵令义有多端，不表幽玄之意。”校记云：“‘纵’，底本作‘从’，据文意改。”按：“纵”是纵横意，“从”是随从意，但二字在作关联词表示“即使”意时则无所分别，尤其是在古文献中。例如《左传•宣公二年》：“从其有皮，丹漆若何？”“从”即同“纵”，先秦而然。又如第113页注①：“‘辨’，底本作‘弁’，据文意改。”同样的校记又见于第135页、138页。按：以“弁”代“辨”，也是以简代繁的表音法，并非古人不知二字区别，敦煌写本多有二字通假之例。又如第343 页：“犹胜多闻百千万倍。”校记云：“‘犹’，底本作‘由’，据文意改。”按：“由”、“犹”借代，亦先秦而然，并已形成惯例，不应径改。再如第362页：“为人沽酒，钗梳落在井中。”校记云：“‘沽’， 底本作‘酤’，据甲、乙、丙、丁、戊本改。”同样的校语又见于同页校记④和⑨。按：“酤”之与“沽”，同起于先秦，同盛于汉代，历来都有买酒之义。据《说文》所说：“沽”本义为河名，“酤”本义为“一宿酒”（一夜酿成的酒），但《说文》在“酤”下又云：“一曰买酒也。”可见“酤”比“沽”更有资格表示买酒之义，不得据众本而改底本。再如第378页：“白毡千端，用将缠绕。……僧伽梨衣，叠在棺侧。 ”“叠”下校记云：“‘叠’，底本作‘牒’，据文意改。”第380 页亦同有上文及校记。第383页：“白毡千端，已将缠绕。 ……僧伽梨衣叠在棺侧。”“毡”下校记云：“‘毡’，底、甲、丁本作‘叠’，乙本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