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是学术界和佛教界根据有关史料确定的中国佛教两千年的纪念年。在此之际，笔者拟从佛教与传统宗教观念及儒、道等思想文化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一下佛教思想理论的中国化，以期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中发展的历史有更好的了解。

　　 　　一

　　 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经西域传至中国，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此以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又融入了新的内容与养料，变得更加丰富和灿烂，并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从而进入了一个在中外文化交融中不断发展的新时期。
　　 从历史上看，传统文化对外来的佛教，一方面采取了一种本能的拒斥态度，另一方面又敞开它博大的胸怀，有选择地吸收容纳了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或先秦以来传统文化中所欠缺的东西，例如佛教的思辨哲学和对生死问题的关注等。相对的封闭性及对外来文化的拒斥，使传统文化保持了其独特的魅力和稳定的发展，而相对的开放性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又使传统文化充满朝气和活力，不断实现着自我的更新和完善。传统文化对历史上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传入所表现出的双重性格和所进行的成功的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佛教方面来看，不同的民族，往往有其独特的人生理想、生活目标和价值取向，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气质。这种民族文化气质，一般又会通过哲学、伦理、宗教等不同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带着南亚次大陆古印度民族文化印记的佛教一进入中土，就与中国宗教和文化形成了一种相异互补、相斥互融的复杂关系之中。而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一定##断中国化的过程。
　　 所谓佛教的中国化，就是指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延续其基本文化精神的同时，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需要而不断地调整自己，在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适应过程中最终演变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风貌与特征的“中国佛教”。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在中印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主动依附迎合传统思想文化，积极地对之加以融合吸收，有时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某些特性或面貌以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需要。正是在与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融合渗透中形成的中国佛教文化，最终得以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产生了天台、华严和禅宗这些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厚而广博，而外来佛教也既有宗教的信仰，又有思辨的哲学，还有相应的礼仪制度、僧伽组织、宗教伦理和修行方式等，因此，佛教的中国化呈现出了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通过了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它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和理论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礼仪制度、组织形式和修行实践等许多方面。就佛教中国化的途径与方法而言，也可以从佛典的翻译、注疏和佛教经论的讲习等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同时，由于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因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了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傣族等地区佛教三大支，佛教的中国化，一定意义上也可说就是佛教的汉化、藏化和傣化”。笔者认为，汉传佛教的中国化在思想理论的层面上大致可以概括为方术灵神化、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这3个方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并存并进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又各有侧重。外来佛教与传统宗教观念及儒道思想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佛教的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正好是儒佛道三教关系的重要内容，那么，佛教的方术灵神化则是作为宗教的佛教与整个中国传统宗教观念和信仰相融合的重要方面，故我们下面先从佛教的方术灵神化谈起。

　　 　　二

　　 方术灵神化主要是说佛教对中土黄老神仙方术的依附和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宗教观念和迷信思想的融合吸收。佛教的方术灵神化既与佛教本身的特点相联，也与佛教传入中土后所面对的文化环境相关。
　　 从历史上看，佛教来华的两汉之际，正是中土社会上各种方术迷信盛行之时。到东汉末年，道教又逐渐形成。道教的呼吸吐纳等许多修道方法，都与佛教的禅定等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且早期道教的教义学说比较简单，仪轨戒条也不很完备，像佛教这样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宗教的传入，对道教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因而道教最初往往将佛教引为同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初传的佛教也就被中土人士理解为是黄老道术的一种，人们往往把黄老与浮屠并提。而佛教也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和条件，有意地对此加以迎合，以求在异国他乡更好地生存发展。
　　 印度佛教中虽然也有神通等内容，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因为信奉佛法、励志修行是为了解脱，若以神通为追求的目标，那属于佛教所斥的外道。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却有意识地将这一方面的内容突现出来，借以迎合并依附中土的种种神仙方术，而中国人也往往对佛教的这部分内容特别感兴趣。因此，在《四十二章经》和《牟子理惑论》等早期佛典和佛教著作中，就出现了把佛陀、阿罗汉描绘为“轻举能飞”的“神人”等做法。为了迎合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早期来华传教的僧人也常借助于一些道术医方来拉拢信徒，扩大佛教的影响。甚至到了东晋十六国时，名僧佛图澄、鸠摩罗什等，也仍然借术弘法，以争取更多的信徒。
　　 在依附神仙方术的同时，外来佛教也十分注意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中国传统宗教的吸收。中国自古以来就盛行着灵魂不灭、鬼神报应的观念，认为“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又认为鬼神能赏善罚恶，善恶之报，都是“天地罚之，鬼神报之”。因此，在汉魏译经中，佛教同时否定肉身之我与精神之我的“无我”，就往往被译成了仅否定肉身之我的“非身”，有些译经甚至直接使用了“魂灵”一词，以至于当时许多中国人认为佛教就是言“魂神固不灭”的。这些看法，后来经东晋慧远和梁武帝等人的系统论证发挥而在中土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超出了一般佛教徒的范围而成为许多普通百姓的生死观。而把佛陀描绘为神灵的种种说法，也受到了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欢迎，自汉代始，宫廷中就出现了并祀佛陀和黄老，向佛陀祈求福祥的做法。在百姓中，烧香拜佛、求神福佑也成为普遍的民间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