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不死与天堂地狱等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轮回报应说，以及将佛菩萨视为神灵而加以供奉等，至今仍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着相当的影响，它甚至成为许多中国人信奉佛教的主要信念和方式。

　　 　　三

　　 如果说佛教的方术灵神化主要是在信仰和行证的层面上为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扫除了障碍，为其与广大民众的宗教观念和行为相结合开拓了道路，那么佛教的儒学化则为中国佛教的社会伦理品格和心性学说等奠定了基础，并为文化士人接受佛教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佛教的儒学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儒家伦理名教的妥协与调和；二是对儒家人文精神和心性学说的融合与吸收。
　　 关于佛教对儒家伦理名教的妥协与调和，主要有3个方面：其一是寻找相似点，采取比附等手法，以强调两者一体，本来不二。例如佛教徒经常把佛教的“五戒”比同于儒家的“仁义五常”，认为两者是“异号而一体”的。我们说，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它反映了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思想家对维护人际关系的某些共同看法，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所要求的一些最基本的共同的社会伦理原则和行为准则，但五戒和五常，一个体现的是出世的宗教伦理，一个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世俗伦理，两者有很大的差别。佛教的这种比附，实际上是通过对儒家纲常伦理的肯定而构通了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联系，进一步拓宽了佛教中国化的道路。
　　 其二是调整乃至不惜改变佛教自身，以求与儒家伦理相适应。具体的做法，或者是在译经过程中就以儒家伦理为标准作出增删，例如去除父母子女平等的论述而加进了“孝养父母”的内容。印度佛教中虽然也有尊奉父母等思想，但根据其轮回转生的教义，这些思想并不占重要的地位，但中国佛教徒却把它突出出来，甚至编造“伪经”来阐扬孝道，把“孝”说成是儒佛共同崇奉的，甚至认为佛教比儒道等更尊奉孝道。
　　 其三是沟通不同点，努力从劝善等社会作用的相同来论证儒佛不二或儒佛互补，两者都有助于社会教化，以强调两者的“殊途而同归”。这是中国佛教徒最常用也是最根本的论证方法。这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在论证儒佛社会教化功能不二的同时，佛教徒还特别注意以佛教伦理的独##生命的慈悲仁爱，以对儒家的“爱有差等”起某种补充作用，等等。这些都对佛教得到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和下层民众的容受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随着佛教在中土的站稳脚跟和传播发展，佛教的儒学化也逐渐从表面层次的对儒家纲常名教的妥协调和发展为深层次上的对儒家注重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和思维特点、思想方法的融合吸收，特别是通过与儒家心性论的交融而形成的中国佛教的心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干之一。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儒家重人事、重心性和重视主体及其修养的思想影响下，将抽象的佛性与具体的人心人性结合在一起，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化的佛性论和心性学说，并通过对主体自我的肯定而一步步走向了对人的生活的肯定，由此而确立了中国佛教“出世不离入世”的基本特色，乃至出现了像禅宗这样融解脱理想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化修道求佛于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的典型的中国佛教宗派。印度佛教中所蕴含的对人的关注在中国佛教中得以充分的显扬，这与佛教的儒学化是联系在一起的。

　　 　　四

　　 佛教的老庄玄学化也可以追溯到佛教的初传之时。汉译佛经从一开始就借用了许多传统道家的术语。例如在安世高的译经中用“气”来概括“四大”，代指“人身”，用“无为”来表示涅槃义；在支谶的译经中用“本无”、“自然”等概念来表示般若的空之义，等等。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教般若学与玄学合流而产生了玄学化的六家七宗，并正式登上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舞台。即使像僧肇这样的佛学家，一般认为他在批判总结玄佛合流的基础上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佛教中观般若思想，但其思想和方法仍然深受老庄玄学的影响，以至于现代日本学者中仍有人认为僧肇的思想“不仅形式连内容也是老庄思想”。隋唐时期建立的中国化的佛教各宗派，在融合中外思想的基础上都建构了自己富有特色的宗教哲学体系。在这过程中，佛教哲学理论的老庄玄学化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老庄玄学的“自然”、“有无”和“道”等概念以及相对主义、得意忘言等方法，在中国化的各个佛教宗派思想体系中，都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而最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思想的出现，按胡适的说法，就更是“古来的自然主义的哲学（所谓‘道家’哲学）与佛教的思想精采部分相结合”的结果。天台宗的止观学说和禅宗的“随缘任运”、“自在解脱”等，确实都表现出了道家哲学与文化的精神。
　　 总之，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是佛教与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只有从两者的双向互动中，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的特点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对我们今天面临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文化建设，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