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元释大?《蒲室集》为主要资料，揭示了元代中后期一种特殊的僧官选择制度——阄选住持，并分析这种制度出台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看似清净乐土的佛门中的权力斗争激烈，僧人对名闻利养之无止追求，以及官僚机构对佛教僧团的行政管理之混乱和无能为力。

　　 阄选住持作为元代中后期实行于江南行宣院的一种僧官选举制度，未见学者曾经拈出。对中国古代的僧官制度深有研究的谢重光、白文固的《中国僧官制度史》一书也未有片言论及。在此予以揭示，小补僧史之阙。
　　 何谓阄选？阄，指拈阄。按照《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说法：任取事先做好记号的纸片或纸团，以决定得什么或做什么。其类似形式尚有“掣签”（也称“探筹”）、“投钩”、“投策”、“彩选”等（注：《荀子•君道篇第十二》云：“探筹投钩者，所以为公也”。《慎子•威德》云：“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恶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愿望也”。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奕嬉戏部”第48云：“《彩选序》曰：唐之衰，任官失序，而廉耻路断。李贺州郃讥之，耻当时职任用投子之数，均班爵赏，谓之彩选，言其无实，惟彩胜而已。”）。杨联升认为，拈阄这种做法在中国源远流长，与中国古代用龟甲占卜大有关联（注：杨联升《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217页。）。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抉择某事，或者因有限的东西有多人争逐时，有时也用拈阄的方法来定夺。
　　 佛籍中也有相关做法的记载，称为轮相阄、竹阄（注：丁福保《佛学大辞典》2993页中、下，福建莆田广化寺内部印行，1990年版。）。轮相阄以木片四面分别写上善、恶诸字，焚香掷之，依其所现善恶文字之多少，而知其人宿世善业恶业之多少。竹阄与掣签无异，在竹签上书善恶之语句，探取之以为日常行事的指针。在佛教生活中，拈阄的做法很普遍。《佛祖统记》卷二十六记载，五代大禅师永明延寿出家后，欲为一生专修禅定抑或专修净业作抉择时就用阄法（注：元•志磐《佛祖统纪》卷26“法师延寿”条，见《大正藏》49册264页下，卷4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1983年版。）；南宋松源崇岳禅师曾因被云居寺和荐福寺同时聘为住持，也用拈阄决择（注：日本•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第十三类“执务门•阄拈”条，第十四类“杂行门•暗封”条，第一类“区界门•五山”条。）。杨联升先生在《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一文还指出元初江南寺院僧徒以募款新造殿塔为由拈阄射利，近乎于博彩，在当时却是一种惯用的筹款方式（注：杨联升《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217页。）。至于遇到因有限的东西而有多人争逐的情况，元代德辉编订的《百丈清规》卷三“迁化•唱衣”条，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十分完整细微的“唱衣拈阄法”，这是有关僧人死后其衣物由寺内僧人公平分取的一种拈阄方式，其作用在于“甚息喧争”（注：日本•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第十三类“执务门•阄拈”条，第十四类“杂行门•暗封”条，第一类“区界门•五山”条。）。这种拈阄方式竟被详细地写进禅林清规中，其在佛教日常生活中运用之常，作用之大，可想而知。
　　 阄选住持，就是以拈阄的方式来遴选寺院住持。
　　 这方面的资料主要采摭于元代僧人大?的诗文集《蒲室集》中。释大? (1284-1344)，元代著名高僧，自号笑隐，南昌陈氏。出家后参临济宗高僧晦机元熙得悟，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出家于湖州乌回寺，迁杭州报国寺、中天竺寺。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为上天竺寺佛海澄法师所推荐，任元文宗的潜邸改建的大龙翔集庆寺开山第一世，被授职为大中大夫，赐号广智全悟大禅师。元顺帝登极后，对大?更加崇重，曾赐号释教宗主，统领五山，命其对当时德辉所编《百丈清规》校正后颁行天下。至正四年(1344)卒，有《四会语录》及《蒲集室》等行世。《蒲室集》已被收入《大藏经补编》（注：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第24册，（台湾）华宇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所引用《蒲室集》资料均来源于该书。）中。
　　 住持又称方丈、大和尚、堂头和尚等，是基层僧团即寺院的长官，主宰寺院行政、经济、宗教生活等一切事物。一般来说，住持的选任，东晋以前，住持（时称寺主）主要由僧众推举或檀越指定，这时的住持只是为了领众讲经、修行而推举出来的协调寺院宗教生活的管事人员，不具有僧官性质；而东晋以降，由于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寺院内部阶级的分化，住持的产生也发生变化，住持改为由官府委派甚至由皇帝敕任（注：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3页。）。这样，世俗政权就深入到佛教教团基层组织——寺院，所以住持又可以看作是最低一级的基层僧官，他受上级如中央、地方僧官和行政长官的委任，又直接对之负责。
　　 寺院住持的选授方式发展到宋代基本定型。从选拔方式上说，主要有试经考选（与科举制度的做法相同）和期集推荐（由寺内僧众共同商议推荐）两种方法，合格者再由官府以官方文书的方式进行认定和委任。这一僧官选任制度在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里有十分清晰的揭示。
　　 元代早中期的住持选任方式，限于资料，不能十分明确地了解到，基本上是延袭前代的试经或推荐这两种方法。以试经选举僧官，如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曾“谕总统所”（元代最早的僧务机构，是后来的宣政院的前身），“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注：元•志磐《佛祖统纪》卷26“法师延寿”条，见《大正藏》49册264页下，卷4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1983年版。）。当然，这里讲的选举的是州郡僧录判的僧官而不是寺院住持。以推荐的方法选任住持，则是由寺院原住持、执事或汇同各大寺院住持（诸山长老）共同公举（或称保举），然后报有司行文任命（亦有特例，如荐举后由皇帝直接颁任）。如释大?本人在杭州中天竺寺住持时，为上天竺寺佛海澄法师所荐，诏住大龙翔集庆寺，大?也推荐了如一溪禅师等三名人选继任中天竺寺住持，结果由元文宗“特旨”如一溪补任（注：《蒲室集》“书问•与如—溪书”，第237页下B。）。此类推荐选任的做法从唐宋禅林中一直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