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的理论研究表明：一种自我封闭的文化不可能保持其活力，只有通过与外界的接触和交流，才能获得继续发展的动力。从历史上看，文化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宗教传播是其中的重要形式。一种宗教传入异质的文化社会中，双方能否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外来宗教能否完成其本土化，所取决的因素相当复杂，这些因素包括外来宗教自身因素，外来宗教与本土社会关系因素，也有外来宗教传播过程中方法论因素等等。
　　 代表着印度古代文明和精神价值之一的佛教在两汉交替之际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融合中，逐步转型，最终完成了中国化进程。景教也是一种外来宗教，其文化传统属于基督教文明，在唐朝初年传入中国，令人遗憾的是景教传入中国仅200余年便告夭折，未在当时中国社会留下深刻的影响。 佛教在中国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经验，而景教在中国传播则提供给我们失败的教训。本文试图对佛教、景教传播中国进行多个角度、多个侧面的比较研究，以期在外来宗教本土化的理论方面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一、外来宗教的传教动机问题

　　 作为世界性宗教，佛教传教的内在推动力早在佛陀在世时就已具备。英国当代宗教学者弗兰克•惠林说：“佛陀在他的领悟中接受了一个超越现实、不可抵抗的异像，并且感到非将这个异像超越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界线进行传播不可，而且这个异像被千百万人在所谓的佛教运动中所传播、所改变，并且创造性地当地化。”（注：[英]弗兰克•惠林：《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传教移植的比较宗教研究》，原文译自瑞士《国际传教评论》，1981年10月号，日内瓦，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办，转引自《世界宗教资料》1983年第3期，第17页。 ）佛教初传中国的历史表明：佛教向中国传播是以一种自觉的、主动的和平方式进行的，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传播。而中国人接受佛教主要出于探索真理、寻求精神解脱的纯文化动机，这在历代赴印求法的高僧身上有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佛教传播中国基本上摆脱了政治上的功利主义影响，而中国人也以一种超功利的文化态度来接受印度佛教。佛教初入中土为两汉之际，统治者对佛教的信仰只是为了去灾得福，求得个人的幸福，基本上没有从政治上加以利用。只是到了两晋时期，对佛教的利用才逐渐加强，但这始终不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方面。中印文化交流中忽视政治功利性的倾向，使得中国佛教徒能真正做到为法捐躯，自觉传法，理解印度文化，最后加以融合、创新。
　　 景教是在被判异端后转而向东方寻求发展的，其间受到当地统治者的迫害，可以说景教传教在许多情况下是迫于外界压力下的。景教在唐初进入中国，史料（注：中国史籍中关于唐代景教的记载，主要见诸《唐会要》卷49、《册府元龟》卷546、卷971、 卷975 、 《全唐文》卷727、《新唐书》卷112、《旧唐书》卷18以及宋代人宋敏求的《长安志》卷10。此外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贞元释教目录》等当中也有若干片断的记载。）表明：当时的统治者对景教进行利用从未间断过。从唐太宗邀请景教士在宫中译经，到允许景教传播天下；从官员对景教士的重用，到武宗灭佛时对景教的殃及无不显示唐王朝对景教的利用。从景教士的活动看，初入中土的景教士将活动的重点放到宫廷中，他们为欲邀宠，或造奇器异巧进呈皇上，或参与政务，做了许多与传道无太大关系的事务，这些概与景教的商人身份有关系。有许多学者认为，景教是叙利亚和波斯商人的宗教，从事商业活动是景教徒的特点。景教发源地叙利亚及安条克，爱德萨、尼西比斯等地均为商业繁盛之地，其信徒有不少商人。进入波斯后，景教不得从袄教徒中争取改宗者，其信徒多为受袄教教义歧视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景教徒未曾享有国教特权，他们必须从事各种职业以谋取自给自立，这样集商业传统、工艺技巧于一身的景教徒便很快成为成功的商业社团。景教士可以经商，商人也可任圣职，传教和经商并行不悖，至伊斯兰教时代，虽有穆斯林商人的竞争，但因商路大开，景教通过商人往东传遍各地。值得注意的是，景教教会的兴衰几乎与东西商路的兴衰紧密相关，现今考古发掘的景教遗物，分布范围远比文献记载的要广，大概对于景教商人，必是利之所至，无远勿届。景教传入中国，是以商业为先导的，无论是借从商传教，或借传教从商，传教的纯粹性都会大打折扣，进而影响景教本土化在中国的自觉开展。
　　 从佛教与景教的传教动机中，我们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只有摆脱文化交流中的各种功利性倾向，才能使文化获得真正融合的可能。

　　 　　二、外来宗教传播的时机选择问题

　　 宗教在异质文化中传播，应该选择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中，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必须是被传播的客体（接受国）有所需，而传播主体（外来宗教）又能满足这一需求。这里所讲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接受国的对外环境，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
　　 　　第一，接受国的对外环境。
　　 代表古代印度精神价值的佛教和代表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景教是在汉唐两代分别传入中国的。汉唐两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盛世，在当时世界历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它们的影响，世界各国称中国人为汉人、唐人。当汉王朝强盛之时，只有西方的罗马帝国可与之匹敌。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世界出现了4、5百年的经济停滞和文化衰败时期，后经过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帝国的缓慢恢复，直到10世纪以后才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的情况则与之不同，汉王朝结束后虽也出现过3、4百年的分裂，但社会的发展却是持续向前的，“在中世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注：[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29页。）7世纪初建立的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更是空前繁荣。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当时只有穆斯林的阿拉伯帝国可与唐朝相比，但它在当时世界上的影响是不及唐朝的。
　　 强盛的社会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势。汉唐时期经济发展、国家强盛、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中国的长安、洛阳等地在前汉、后汉两个朝代都出现了四夷宾馆会萃，殊方异物聚合的情景。班固在《汉书•西域传•赞》中写道：“（孝武之世）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造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络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衣，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各。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鱼抵之戏，以观视之。”可以说，这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唐时更是如此，贞观二十一年（647）三月，唐太宗“以远夷各贡方物，珍果咸至， 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诏皆使详录焉”（注：《册府元龟》卷970， 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分册，第11400页。）。至于史书所记来自外国的物品， 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注：请参阅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下编：对外贸易。[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章，大唐盛世。）对汉唐吸收外来文化的气魄，鲁迅先生评价道：“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驰使，绝不介怀。”（注：《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