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来文化开放的态势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自西汉以来外来文化越来越多地进入华夏大地，以至于有记载写道：“（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注：《后汉书》志13《五行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分册，第3272页。）至唐代“长安胡化极盛一时”（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1页。），洛阳也是“家家学胡乐”（王建的《凉州行》）。当时的胡风之盛，在元稹的《法曲》中可见一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决不只是简单的拿来，而是在吸收中有消化，在发展中有创造。以中国与佛教的关系为例，在接受外来佛教文化过程中中国并没有被全盘佛化，相反却出现了佛教的华化。
　　 佛教、景教都是在开放的历史时代进入中国的，这是二者表现一致的地方，此为外来宗教本土化的前提条件，具有规律性。但在开放内容方面二者略有不同，主要表现为两汉时期的中外交往是在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中进行的，张骞通西域主要出于“断匈奴右臂”的政治目的，加强中外文化交往并不是统治者自觉的行动，而是发展政治势力过程上带来的一副产品，结果导致了对外来宗教政治功利性倾向的弱化，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倒成全了外来宗教，汉代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可能受益于此。与汉代不同，唐时的对外交往是在统治者对外政策指导下的自觉行为，它有着很强的功利性，当外来文化有利其统治，便采取积极促进的政策，反之，仇外心理则给予外来文化以毁灭性打击。景教在唐代的命运受到了这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二，接受国的社会条件。
　　 人们对宗教的需求有其心理学基础。一般情况是，宗教往往盛于动乱之世，其原因在于动乱之世易使人们产生恐惧感和依赖感，在古代人们选择摆脱恐惧、寻求依赖的最常见的途径是借助宗教帮助，以获得心灵的安慰。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对宗教与社会现实环境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表述。他说：“人当得意之时，不觉宗教之可贵也，惟当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则每思超现境而适乐土，乐土不易得，宗教家乃予以心灵上之安慰，此即乐土也。故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归依者愈众。”（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6， 本书先收入《辅仁大学丛书》（1940年8 月）。 解放后， 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华书局（1962年）先后出版。）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能够迅速发展，与汉末至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现实环境有密切关系。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情形严重，失去土地的人们被迫流亡他乡。为缓和阶级矛盾，王莽宣布实行改制，改制非但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反到成为统治者掠夺财富的一种手段，最终导致了绿林、赤眉起义的爆发与东汉政权的建立。东汉初期社会生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和宦官交替控制中央政权，广大人民无衣无食，被迫起来反抗。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中国又陷入三国鼎立的纷乱时期，中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又陷入“五胡十六国”更大的动荡之中，战乱遍地，民不聊生，“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两汉交替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以其通俗的天堂地狱，业报轮回之学说，与中国固有的方术迷信有机结合，为苦难人生指示了一条简单、方便的解脱之路，因而信佛者甚众。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黑暗为佛教传播提供了温床。对此梁启超先生论述道：“季汉之乱，民疾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佛徒悚以果报，自易动听，故信从亦渐众。”（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51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页。 ）这种社会现实与景教初传中国时唐之“贞观之治”及开元盛世形成鲜明的反差。
　　 唐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不仅稳定了封建社会秩序，提高了大唐王朝的威信，而且也使封建地主政权日益巩固和发展。尤其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期间，国家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有较大的发展，民族关系得到改进，社会秩序安定，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出现了历史有名的“贞观之治”，表现为“天下大稔，流散者威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注：《资治通鉴》卷193，《太宗皇帝》上之中，唐纪9，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分册，第6085页。）这里虽有夸大事实粉饰太平的成分，但多少能反映出贞观时期的社会状况。唐高宗即位之初，依然执行唐太宗的“治术”，政策法令照旧，“永徽（唐高宗的年号）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注：《资治通鉴》卷199， 唐纪15，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分册，第6271页。）。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年间是唐王朝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发展时期。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积聚了丰盈的物质财富，“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聚粟帛，动以万计。”（注：《资治通鉴》卷216，唐纪32，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分册，第6893页。）长安洛阳地区的国家粮仓积如山，甚至达到了“陈腐不可较量”。总之8世纪中叶以前唐王朝国力强大， 社会秩序比较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在社会条件方面，景教发展的机会较佛教要差得多。时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该宗教传播的效果。景教在中国初传的失败不能不和其没有适宜的社会环境有关。
　　 　　第三，接受国的思想环境。
　　 为什么要接纳外族宗教？从接受学的角度来分析，首先必须有这种需求，而外来宗教恰好能满足这种需求。一般说来，本族文化尤其是民族的精神生活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人们无法解决现实存在的种种矛盾，对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宗教、道德、制度、风俗）发生怀疑、失望以至绝望，期望得到新的拯救时，易使人追求新的（与自己的传统不同的）价值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民族的宗教能够以某种新的方式给人们带来生命存在的文化前景，能够安抚人们的心灵，唤醒人们伦理道德意识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在本民族得到流传，得到人们的自觉接纳。这样，本民族文化就会借外族宗教的激励而获得新的活力，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和精神矛盾以新信仰的价值系统为依据得到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