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形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影响及世界。但中国佛教无论是在思想内涵或形象外观方面，都与印度佛教有较大区别。印度佛教由原始的小乘教，中经分化后的部派教阶段，然后发展形成为大乘教。在大乘佛教内部，又分为中观派“空宗”与瑜伽行派“有宗”两大派别，它们分别凝聚着印度古代文化的智慧，达到了印度佛教思想发展的顶峰。但是，当这两家佛教思想先后经由姚秦罗什大师及唐代玄奘法师分别翻译介绍到中国，并相应创建形成“三论宗”与“唯识宗”这两大中国佛教教派时，却未产生大的影响，也未获得如印度那样有着较长时间的独立发展。反而倒是那些在印度影响不大的佛教经典，诸如《涅槃经》、《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等，却甚受欢迎，而且，以其为据所相应建立的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佛教宗派，均有着大的发展，其流传影响也甚为久远。
　　 这种现象说明一个问题：任何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传播，都必然会有一个相互碰撞、冲突，进而辨识、选择的过程。印度佛教作为从印度文化母体中生长形成的异质文化，当其传入中国之后，那些同中国本土文化有着较大差异的部分，必遭抑制排斥，而那些有利于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部分，则被扬弃汲吸，乃至整合入中国文化母体，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佛教要在中国得到发展，就应首先使自己中国化，从而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教义结构和宗派体系，否则，即是将印度佛教中具有最高成就的部分照搬照抄过来，仍然是站不住脚的。本文拟就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具有的中国文化特征，及其随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走向而发生现代转换的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正于学界同仁。

　　 　　（一）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先是依附于汉代的方术道与黄老道，后又依附于以儒道相融为其基本特征的魏晋玄学。只有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融会发展，佛教才成为具有中国文化基本特征的中国佛教。总体来看，中国佛教的文化特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调和于儒家伦理。
　　 中国文化是一个儒道互补，多元同一，且以儒家伦理为其核心内容的复合型文化结构模式。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其生长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两汉时期“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政治则使这一文化结构模式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和完善。由于这种文化结构模式具有浓厚的伦理性特征，因而，它对任何外来的异质文化，都有一种潜在的转化力量。佛教传入中国，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教义的某些非政治伦理性质受到严重挑战。
　　 印度佛教，就其根本的教义而言，核心在于宣扬人生即是苦海，而消除这种人生之苦的途径与方法，只有信奉佛教，视万物为“空”，排除种种欲念，经过长期修炼，才能熄灭一切心头烦恼，具备一切清静功德，从而达到理想的涅槃境界。这对出家僧侣而言，即等于同社会、家庭永远隔离，不再接受任何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所以，印度僧人不仅不跪拜君主，而且，也不跪拜父母，心目中无所谓“忠君”与“孝亲”的问题。但这对于以“天地君亲师”为其崇拜对象，以“忠”、“孝”为其政治道德理论的封建王权与儒家伦理来说，却是大逆不道的，也是不能容忍的。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出于其辅助教化，巩固王权的政治目的，对于佛教基本采取了限制与利用的两手政策。当佛教的传播有利于净化人心，消除祸患，安定社会秩序的时候，他们就大力支持，千方百计地予以倡导和扶植，以至象梁武帝那样不惜将佛教视为国教，主张政教合一。但当佛教势力无限膨胀，危及封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当权者又即采取拆毁寺庙，沙汰僧尼的断然措施。如北魏至后周先后发生的“三武一宗”废佛事件，大体上每隔一百多年即对佛教有一次严厉打击。这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势力与王权政治发生冲突的集中表现。
　　 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也为了能够得到统治者的接纳与支持，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出必要的妥协、让步与调和，甚至认同于儒家伦理和王权政治。这样，遂使佛典的翻译诠释，以及教义的解说论述，始有以“仁义”之说为据，从而渗透着儒学色彩。佛经汉译的开创者安世高，在佛经翻译中特别注意经文字句的调整，凡是经文中有“六方”即亲子、兄弟、师徒、夫妇、主从、亲属朋友，相互平等自由意思者，则尽量加以删节，以和中国社会奴仆绝对服从主人的伦理习俗相一致。反映早期儒释伦理观念异同的《牟子理惑论》一书，其基本立场在于强调儒、释、道三家调和汇通，但作者在三教关系问题上，却明显为佛教辩护，竭力高扬佛理，并援引儒道两家思想以诠解佛理。三国时期著名佛经翻译家康僧会，在其《六度集经》中，竟然宣扬佛教的一项原则是“为天牧民，当以仁道”，他还以佛教“诸行无常”、“因果报应”的教义说服君主信佛以推行“仁道”。这其实是将儒家所谓“仁政”的社会政治理想当作佛教的一项原则，并以佛教的出世主义来为推行儒家治世之道服务，体现了佛教的调和色彩，也表现了佛教适应乃至认同于世俗王权的政治倾向。
　　 东晋时期的佛教领袖慧远，在佛教礼制及其与儒家伦理道德礼仪制度关系方面的大量论述，对于中国佛教伦理观念和礼仪制度的确立，以及佛教对世俗王权态度的确定，都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经他阐发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及其直接提出的“佛儒合明”论，都体现了调和儒释的色彩。晋宋时期的竺道生高僧还以“穷理尽性”来解释《法华经》中“无量义定”之说。其佛教学说，时有儒家思想的烙印。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佛教进入鼎盛、成熟阶段。除少数宗派（如三论宗、唯识宗）一味恪守印度佛典的教条，无所创新之外，多数宗派诸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都是适当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而创立的，中国化色彩较浓，可以说是中国化佛教的主体。他们独辟蹊径，自创家风，提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天台宗人除有将中国道教丹田、炼气之说纳入其止观学说之外，还与儒家人性论调和起来，认为其“三谛”之说，即是“天然之性德也”（湛然《始终心要》）。华严宗、禅宗则将儒家心性说作了创造性发挥。华严宗人以《华严经》中“三界唯心”为据，从色心对立上区分主从，并以竺道生“理不可分”之命题，阐发“理为事本”，“事事无碍”的道理。禅宗之人则从“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坛经》三十）上狠下功夫，以达“自心顿观真如本性”（同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