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后，佛家则更有甚者，将佛教的“五戒”诠释为儒家之“五常”，这种援儒入佛，以儒论佛的作法，则已超出了儒佛相融的范畴。
　　 　　其二是会通于道家哲理。
　　 佛教戒、定、慧三学中的慧学，广泛涉及到儒家对宇宙与人生的基本看法，集中体现着他们的宗教世界观和人生观。而印度佛教慧学中所包涵着的种种佛教哲理，又有一系列特定的名词、概念、范畴、命题作为基础，诸如说明般若理论的事数、名相，分析人们有关心理和物理现象构成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名词、用语。只有弄清了这些名词、用语和概念、范畴的真实含义，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印度佛教哲学的实质及其根本旨趣之所在。
　　 但是，由于中、印之间的文化隔离，形成语言、文字方面的相互隔膜和不可通约性，以致佛教传入之后，只能部分采取“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固有的，主要是老庄哲学和魏晋玄学的名词、概念和范畴，去比附佛教经典中的哲学概念、范畴。这样，六朝时期盛极一时的“佛玄情结”，便成为推动佛教哲学中国化进程的发展契机和重要动力因素。
　　 从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来看，老庄哲学和魏晋玄学均有着巨大作用。魏晋玄学为了调和儒道以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曾把《老子》书中“有生于无”的说法，诠释为“以无为本、为体，以有为末，为用”的基本观念，提出了体用、本末、有无、动静、一多等哲学范畴。这不但对魏晋佛学用来解释印度大乘空宗的般若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中国佛教各派各家用以建构和诠解自家的缘起理论和心性学说，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如果说魏晋时期的“六家七宗”佛学，是按照玄学家的思路理解和诠解印度般若理论的，那么，“六家七宗”之后的佛教哲学则是接此而往下讲的，即部分地把道家和魏晋玄学的重要概念和范畴，与印度佛教的概念、范畴相结合，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佛教哲学形态。
　　 缘起理论，是印度佛家讨论宇宙生成与人生变化的一种学说，集中反映了佛教各家对客观外界万事万物的总体看法。佛教为了达到超越现实存在，力求身心解脱的根本目的，便在现实生活即所谓“俗谛”之外，去寻求“真空实相”的所谓“真谛”之所在。这样，佛家便把真、俗二谛之间的关系，归结为诸法随缘生灭的一种缘起关系，即由多种原因和条件和合而生或离散而灭的生起或散灭的关系。印度佛教对此有着极为精细的分析。俄国著名佛学研究专家舍巴尔茨基认为，佛教所谓“五蕴”（色、受、想、行、识）、“十二处”（包括六根处和六境处）、“十八界”（十二处与六种意识界），其实是指存在、认识和意识的基本元素，而这三种元素，“即色、眼根和意识三者仅仅是俱时的刹那闪现。……它们中的两者——意识和对象——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可以称之为‘配合作用’的关系”。这样，“他们对于知识起源的说明与他们的本体论立场，亦即关于分离各别而又相互依持的诸元素（诸法）的多元性理论是完全吻合的。”〔1〕意思是说， 佛家把物质对象和感觉、意识之间的关系，仅仅看作是“刹那闪现”的一种“配合作用”，根本否定它们之间真实存在着的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从这种所谓诸法“分离各别而又相互依持”的本体论立场出发，“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是被佛教取消了的。”〔2〕这里， 舍巴尔茨基对佛教缘起学说的理论实质作了深刻的揭示。
　　 中国佛教各派各家的缘起学说，虽异说纷呈，特色独具，但都留存着魏晋玄学的体用、本末观念的影迹，用以说明其“真谛”为本、为体，“俗谛”为末，为用的道理。创宗于隋代，并以承续印度中观学派“三论”（即《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而得名的三论宗，其所崇奉的“中道缘起”，即以“性空”、“实相”为本、为体，而以“假名”、“幻象”为末，认为一切事物均为因缘和合而生的幻象，并无质的规定，所以，它们实为性空而不可得；但为了引导众生只好以假名说有。这样，不离性空而缘生的各种幻象历然可见，但因其是幻象而仍不可得。这即谓之事物的“真空实相”，也即谓之为“有无双遣”的中道之义。法相唯识宗的“自性，缘起”，是印度瑜伽行派有关宇宙生成的重要理论。所谓自性即是一切现象所依之为据的真实自相。而这种自性又分为“遍计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圆成实”自性三类，前二者虽为人们所执着，但却是假象，只有“圆成实”自性才是圆满成就一切现象的实性。这种实性又是什么？法相唯识宗人认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由包容万有的阿赖耶种子识所变现，这种阿赖耶种子识即是万物的主宰、一切的本原，理所当然具有“园成实”自性的功能，而问题在于如何使其“转识成智”。
　　 天台宗人崇奉的“真如缘起”，与禅宗之人提出的“即心缘起”，则都把“真如”、“佛性”与众生的“心体”，看成是产生一切的本原。认为世界唯是一心所作，他们讲“一心三观”、“一念三千”，即一心可以看出世间事物是空、是假、也是中的三种状态。华严宗人则推崇“法界缘起”、认为“一真法界”才是世界的本原。法藏曾解释说：“法界者，是总相也，包理包事及无障碍；缘起者称体之大用也。 ”〔3〕意即法界为体，缘起为用，由法界总相，待缘而起派生出万物。而法界中的“理”、“心”又为“事”、“尘”之本，所以，在“四法界”中“理法界”是高于一切的。这里可以看出，禅宗和天台宗人甚重视发挥心的作用。而华严宗人则比较看重理的作用，他们分别把“理”与“心”看作一切的本原，从而在缘起理论方面形成中国佛教哲学的特色。佛家这种“理本”、“心本”缘起，对宋明道学的形成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成为理本和心本理学的重要理论支柱和思想资料。
　　 中国佛教的心性学说，则具有儒道互补的特征，印度佛教更是无与类比。印度佛教只有“佛性”、“唯心”、“唯识”等单个名词的用法，而且，就“佛性”思想而言，其流行范围有限。但佛性问题却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征。特别是当其与儒家心性概念和道家体用范畴结合而形成心性学说时，出现了新的高潮。不但佛性的有无及其是本有还是始有问题，佛家内部有着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争论，而且，在修养方法方面，也形成各不相同的心性之说，诸如“明心见性”、“即心即佛”、“知心为体”、“性体圆融”、“净性自悟”、“无情有性”等等。而止恶从善，排除欲念，发明本心，则是各宗心性学说的基调。唐代形成的主要宗派，如天台宗、禅宗，都有论说心性之长。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佛教的心性学说，集心性论、本体论、成佛论为一体，不但是传统心性理论的重大发展，而且，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史上造诣很深、思辩性很强的一种理论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