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心性说和体用说，部分与儒家人道思想和道家天道思想相统一，佛家则以之建构其各不相同的解脱成佛论与宇宙生成论，并作了大力发挥，使之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当今佛教乃至一切宗教，其总体发展趋势，是逐步由崇拜遥远天边的外在精神，走向省悟人们心间的内在欲念，这使心性说与体用说更有其不断发展的用武之地。
　　 在教理的现代转换中，上述四种佛教理论，也将会按照新的宗教需求和教派建立，重新进行编排组合，形成新的佛教哲理形态。
　　 　　其三是修持方法的现代转换。
　　 为了达到解脱成佛的目的，佛教各派都在寻求一种有效而又易于实行的修持途径和方法，建构具有不同特色的修持理论和学说。中国佛教在南北朝政权对立的时期，由于南北方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因而在修持理论和方法上，也就有着不同的内容和风格。按照戒、定、慧三学内涵，戒、定是指修养实践，慧即智慧，是指其思想体系及所包含的理论、实践二个方面。南北朝时，南方偏重于佛玄双谈而义学较为发达，北方侧重仪式方面的坐禅、修行、立寺、造像等，禅法则广为流行。隋朝统一全国，各派师说渐趋一致。隋唐佛教如天台、唯识、华严、禅宗，基本上是理论与实践并重，强调定、慧双修，并各有其不同的止（定）、观（慧）学说，使北方重禅，南方重理的学风得到基本转变。象天台宗原以坐禅见长，但后又重视理论。其宗祖慧文法师，曾据《大智度论》、《中论》的中观学思想，悟出“一心三观”的观行方法，并传给慧思。慧思的弟子智 又据之确立了定慧双修的原则，并撰写了《童蒙止观》，开了佛教建构止观学说的先河。
　　 中国佛教这种定慧双修、止观并重的学风，对其修持方法的现代转换有着重要意义。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随着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探讨研究，以及为了身心健康而专注于禅定气养，将会形成一种新的风气和风尚。这对佛教修持方法的变换，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使其止观学说将朝着偏重于佛理研究，专注于健身养性的方向发展。那时，中国佛教中的不少信徒，将会成为佛教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成为这一领域中的著名专家和学者。
　　 　　其四是典籍资料的现代转换。
　　 佛教典籍，通常称之为佛经、藏经。“藏”字的梵文原意是指盛放东西的竹箧，含有“全书”之意。广义藏经是指包括经藏、律藏、论藏三个部分的“三藏经”。狭义藏经是专指三藏之一的经藏部分，包括相传为释迦牟尼所说而由其后世门徒结集的经典。三藏经卷帙浩繁，约二万余卷，洋洋数千万言，因其多而又全，又称为“众经”、“群经”、“一切经”、“大藏经”。隋唐以来，多称佛典为大藏经，简称“大藏”，汉文大藏，既包括印度佛教典籍，也收入了大量中国僧人的撰述论著，显示了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僧人的汉文佛典撰述中，章疏部分数量最多，反映了中国僧徒崇奉经典，热衷于以章句注解佛典的嗜好。其中论著、史传部分，则反映了隋唐佛教学者的创新精神和独到见解，体现了中国化佛教的风格和中国僧人重视历史考据的长处。唯有惠能法师的《坛经》是可称之为“经”的典籍。这是中国僧人变革印度佛教，突出中国师说的一种表现。所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哲学史、文化史、艺术史等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料和珍贵史料，应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作出新的诠释，因为，对中国佛教的理解，当然首先必须了解印度佛教，但关键还在于研究中国佛教和中国僧人的论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佛教的思想实质及其未来的发展走向。
　　 另外，在研究方向上还应进一步拓宽，对佛教分析人类精神活动和心理过程所积累的大量资料，应从历史、哲学、心理、医学等方面加以多学科或综合性的研究，以作出规律性说明。这是利用佛教思想资料，为现代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1〕舍巴尔茨基《小乘佛教》103—104页。
　　 〔2〕舍巴尔茨基《小乘佛教》108页。
　　 〔3〕法藏《华严策林》。
　　 〔4〕详见《瑜伽师地论道伦记》 卷五十四。
　　 〔5〕《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周恩来选集》下卷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