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景教传播中国的成与败看外来宗教本土化的若干理论问题(5)
时间：2008-07-14 12:17来源：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作者：张晓华 点击：
唐代知识分子在景教徒中所占比例很小，此推论的理由有3 ：其一从景教碑引文中判断，归信景教之人，多为被施以救济之人，其中包括“馁者”、“寒者”（注：见景教碑文。）以及无力医病、无力安葬之人，此阶层自然是生活没有保障的贫苦之人；其二，从现存的景教文献来看，除《景教碑》、及《三威蒙度赞》等，堪称上乘之作外，其它如《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志玄安乐经》等文笔均极为拙劣。就文笔典雅的景教碑来说，虽说作者是景净，但也很有可能借汉人之润色而成。在《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有景教碑的撰述者景净曾与梵僧接触，两人共译佛经一事的记载。文中说：“法师梵名般刺若……泊建中二年（782），届于上国矣。至贞元二祀（786）访见乡亲。神策正将罗好心，即般若三藏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将至家中，用展亲亲延留供养。好心既信重三定，请译佛经，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胡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图窃虚名，匪为福利。”（注：转引自（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4页。）当时的般若法师不懂唐言，而景净亦不识梵文，两人既合作译经，非有汉人从中作语言助手方可进行，因此，景净必然要与晓通语言的汉人进行接触，在此过程中，求助汉人将其所译之景经进行润色，是极有可能的。景净得以汉人接触，是件幸运之事，但这种合作很快因圣上的干涉而中止。《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又接着说：“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濬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词疏。且夫释氏蓝大秦寺，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注：转引自（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4—75页。）由有典雅如景教碑之名作少有出现，也可证明有学问的汉人景教信徒较少；其三，在唐代的文献中，景教与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发生直接交往的记载极少，不曾象佛教那样留下了一部《理惑论》供人们研究，也是景教徒中缺少知识型人才的一个旁证。
近几十年来，在学术界，特别是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史学家，对知识阶层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研究，兴趣浓厚。通过对比佛教、景教初传中国与知识阶层的关系，我们有理由认为：知识阶层在接受外来文化（包括外来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这种作用“无论作何估价都不会太高。要知道，外来文化流传中国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国传统价值与帝国政治，而士大夫知识阶层正是传统价值之最有力的维护者和社会文化之承袭者。在君主权威的阴影下，他们或许从未获得过真正的政治主体的地位，但他们无疑是影响帝国政治中有能量与活力的阶层，对帝国政治的运作乃至君主的意志具有深刻的影响力。何况作为传统之唯一合法的解释者，他们还持有这种极为有效的武器，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导向的社会中，个人对群体，群体对传统的依附乃是绝对的，即使君主也不能例外，正是这个能量极大的社会阶层从根本上影响着官方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深刻制约着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事实上，两千年来，佛教传法中国所遇到的主要抗力并非来自民众，而是来自士大夫知识阶层。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佛教同士大夫阶层的契合，在佛教传播中国的过程中，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注：刘莘：《论汉晋时期的佛教》，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证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移植，首先必须在本土文化精英（知识分子）中取得认同，使它成为本土文化精英的自觉事业，不然，它必将仍然长期处于文化表层，而在文化深层结构中无立足之地，处于被批判、被阻碍、被排斥、被挑战的地位。（注：参见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457页。）景教在中国唐代流传的断档，与没有取得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有重要关系。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一种文化的命运，归根到底决定于历史、时代、阶级和群众的需要。在外来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关键性作用固然不可少，但上层人士和平民百姓则最终决定着文化的命运，这是因为上层的统治权力可将任何外来宗教控制在自己手中，而宗教在民众中的传播，也可保证外来宗教获得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最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说外来宗教和价值只有成为人民生活中的通俗的、日常的存在，才能获得真正的立足。同时它也应该贯通本族文化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甚至及于个亚文化系统，只有如此它才能在异族当中生存下来，并不断走向稳固。
四、结语
外来宗教在异质文化环境中传播、成功地完成其本土化，是需要一定条件支持的。除了宗教自身具有无功利思想意识的传播，还要对传播时机进行选择，处理好传播主体与被传播客体之间的关系。佛教本土化的成功与景教的失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即：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程度。外来宗教想要在本土文化中长期存在下去，在经典的译释，宗教文化在本族各个社会阶层中的贯通等问题上应当注意其方法的运用。
在外来宗教本土化理论研究中，除上述所论外，我们还有必要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一种外来文化若能成功地在一国传播和发展，还要取决于这种文化自身的素质，就是说，它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一方面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正确解决传播过程中与接受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来顺应或同化接受国民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还必须保留自身的特点，充分利用时代和社会提供的各种条件来发展自身。
第二，文化交流的实质，就是不同文化间的互利和认同，对异文化的忽视、藐视以至敌视，则是缺乏文化交流意识的表现，不符合文化进化的大势；同样在异文化面前盲目地形成对本土文化的否定态度，也是一种不正确的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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