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仅从经中出现了这个名词上，还不能做出什么具体而肯定的推断。倒是文中陈述的方式（“不服东方丝绵、绢帛”），显示出其作者对印度和中国的物产都比较清楚——本地（印度）不养蚕产丝，而东方（中国）却盛产。而对此的认识，在东西交通之前，是不可能的。
　　 　　2.文献载体：纸素、桦皮、贝叶、白迭、简策、符牍
　　 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在纸发明以前，我国传统的用于书写的载体，主要有甲骨、简、牍、绢帛等，只是到了东汉纸发明以后，以纸为载体的文献才开始慢慢出现，逐渐取代其他文献载体并成为主要的文献载体形式。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绝少见到我国古代有用桦（树）皮、贝叶和白迭（注：即白棉布。我国直到宋、元以后，才开始广泛地种植棉花，并普遍地纺织，穿棉布衣服。）等物品，作为文献载体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该经中关于文献载体的描述，包括了古代中国和印度几乎所有可能的书写材料：
　　 阿难，若诸世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国所生，桦皮、贝叶、纸素、白迭，书写此咒，贮于香囊。是人心惛，未能诵忆，或带身上，或书宅中。当知是人尽其生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1](P137)。
　　 是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口衔其珠及杂珍宝，简策符牍，诸奇异物。先授彼人后着其体，或诱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1](P150)。
　　 虽然“简策符牍”未见于其他佛经， 但“纸”这一名词在其他佛经中却也多有出现，所以，仅从这一点还不能对该经出现的时间以及作者情况作出肯定的判断。因为，“纸”、“简策”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用来指代所有用于书写的材料，用来指称和其对应的物品。并且，这一点在下面的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善哉！善哉！大王，真是大慈悲父，为诸众生修此苦行。我等应当速往书写，或纸、或帛，或于石上，或于树木、瓦砾、草叶、蹊径要路多人行处，亦皆书写。其见闻者，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6](P134)。
　　 诏令集京城义学沙门飞锡等、翰林学士柳抗等，详译斯文及护国经等。对执贝多翻诸简牍，凭其本夹依以颂言。大羹之味不遗，清月之魄恒满。岂不美欤！岂不美欤！[7](P747)
　　 古代印度的书籍主要是写在贝叶之上，唐朝玄奘从印度取回的佛经，也是写在贝叶之上的。也就是说，直到唐僧取经时，印度的文献载体形式仍然主要是贝叶。所以，要么，该经的作者是位对印度有相当了解、于佛教有深厚情感和功力的中国人，或者是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度高僧；要么，该经的中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是十分审慎地将中国、印度当时几乎所有的书写材料，都一股脑地罗列了出来。
　　 但是，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古代对佛经的翻译是非常审慎的，有十分严格的翻译标准与成系统的方法，翻译者决不至于如此粗疏。如果该经的翻译，像《续古今译经图记》或《开元释教录》所记的那样，有译语、有笔受、有证义，那么，就不应该出现有异文搀杂进去[8]。
　　 　　3.物理学方法：阳燧取火、方诸取水
　　 阳燧和方诸是古代中国方士的“专利品”，它们除了被拿来做法时使用外，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应用。特别是方诸，在特定的气候条件下，利用它从月圆之夜的空中得到有限的一点水——“阴精”，对一般的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楞严经》第三卷中，却使用了中国古代人们比较熟悉的、方士们常用的两种“法器”——阳燧和方诸，以它们可以取得火和得到水的事例来做比喻，说明佛教的四大——“地、火、水、风”自性本空的佛教教义：
　　 阿难，火性无我，寄于诸缘。汝观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时，手执阳燧日前求火……汝犹不知，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1](P117)。
　　 阿难，水性不定，流息无恒……是诸师等，于白月昼手执方诸承月，中水[1](P118)。
　　 阳燧和方诸，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很早就有记载。春秋时期的《考工记•輈人》，是现在知道的最早的关于其构成成分的记载。上面说：“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郑玄注：“鉴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9](P915)。
　　 近几十年来也时有对阳燧的考古发现[10](P266)。虽然还有几部佛经提及阳燧，但笔者认为是当时的译者，将其与摩尼珠混为一谈，或将两者看作是等同或一类的东西的结果[11]。摩尼，又作末尼，一种透明的球体，是佛教非常珍视的、具有神奇魔力的一种宝珠。虽然，阳燧和摩尼珠的物理原理并不相同：阳燧是一个凹面镜，它是通过反射阳光聚焦而产生高温，若将易燃物品置于其上方的焦点处，就会被引燃；而摩尼珠其实是一个双凸透镜，它是将光线折射聚焦而产生高温，若将易燃物品置于其下方的焦点处，就会被引燃。但是，两者的功能和用处却基本一样，通过它们获取火的形式和方法都是将其置于阳光下，将易燃物品放在焦点处，结果都是易燃物品被引燃。例如：《大宝积经》第五十五卷上有“日光珠”取火的记载：
　　 复次，阿难，譬如明眼之人持日光珠置于日中，以干牛粪而悬其上，去珠不远火便出生[12](P323)。
　　 譬如阿难，有目明眼之人，若摩尼珠、阳燧向日盛明，正中之时，以燥牛粪，若艾若布，寻时出火则成光焰[13](P887)。
　　 由此可以看出，有些佛经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将“摩尼珠”与“阳燧”等同，或认为是一种或一类的物品来对待的，有的干脆将二者并列一同叙述出来。
　　 至于方诸，通过检索发现，除了该经之外，其他的佛经都没有提到。可以断定，它是该经的作者在写作时，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将其作为说明问题（四大和合，性色本空，性空本色）的一个有力的例证，自己加上去的。而这个人，只能是位熟悉中国古代方术的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楞严经》为中国人所造，或者说是中国人在原来一本或几本佛经的基础之上，重新改写或编写的一部更加“中国化”的佛经。

　　 　　　　二、对《楞严经》的作用及其真伪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