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日本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仅就社会科学领域而言，我国学者有关日本的学术著作，约有近百部出版问世，学术论文则多达数千。与其他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我国日本学的发展，也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广而专的过程。自80年代末期以后，在此前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我国的日本研究开始趋向纵深，探索日本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深层的规律，陆续涌现了诸多论著。刘毅氏的《悟化的生命哲学——日本禅宗今昔》（以下简称《日本禅宗》）就是其中一优秀著作之一。
　　 近十余年来，关于日本宗教史和宗教思想文化的研究成果，在刊物上屡有所见，但像《日本禅宗》这样系统的论述禅宗的著作，实为少见。因此，称刘毅的《日本禅宗》一书为填补空白之作并不为过。

　　 　　（一）

　　 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都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其人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道德和伦理，都内涵着深刻的历史的文化的渊源关系。日本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们若要深层地认识和了解当今的日本和日本人，就必须深入到历史的文化的源流中去。日本的历史告诉我们，千余年来，三大宗教即宗教化的儒学、佛教和神道影响着日本文化的发展和日本人的思想及精神，而禅宗则是佛教诸宗中对日本影响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宗派。因此，揭示日本禅宗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内涵、社会价值、历史作用等，便显得格外重要。《日本禅宗》一书从一个新的视角，为我们深层了解日本和日本人提供了知识。其出版价值也正在于此。
　　 《日本禅宗》一书，揭示了禅宗在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等前近历史时期的兴衰过程，以及及至战后新禅宗兴盛与传布。众所周知，禅宗被真正赋予一种全新的宗教意义是在中国的盛唐时代，而当时又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盛期。其间佛教的天台、真言、华严、法相、三轮诸宗派均相继通过日本学问僧而东传，然而禅宗却未能传入日本。唐朝盛行的禅宗未引起日本学问僧的重视，也未能传入日本，这是一个历史之谜，也是一个难题。此前，我国学术界对此未曾引起过足够的注意。可是，《日本禅宗》却敏锐而主动地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中国禅宗兴起的唐代，恰恰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个全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宗派在日本生根开花的青春期。为什么中国化的禅宗偏偏在全面吸收盛唐文化的日本没有一席之地？为什么与禅宗大体上同时兴起的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得以沸沸扬扬、轰轰烈烈在日本列岛传播扩展，而唯独神宗竟然在奈良、平安时代难觅踪迹？”提出问题就是要解决问题。《日本禅宗》循着这些疑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最终，作者发现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所以未能吸收禅宗的原因之所在。其原因主要有三，即第一，“禅宗离经叛道，不崇拜佛像，不诵佛经的宗旨”，与当时日本朝廷推崇的“政治佛教”的宗旨相背，因此它“很难与时代潮流相契合，其命运便可想而知了”；其二，当时，禅宗既无伽蓝寺院，又无系统的经传，难以引起日本遣唐使团和学问僧的重视，他们所需要的是有益于“政治佛教”的寺院建制和浩翰、深奥的经卷。“禅宗无法适应学问僧的衡量尺度，因此也就无缘乘船渡海，流入东土了”，即使传入东土，它也与当时见寺念佛的文化心理相悖，难以得到日本朝廷和人民认同；第三，至唐代末期，中国的禅宗进一步发展，影响日炽，如果中日交流仍能进行的话，禅宗的传入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可是，偏偏在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日本佛教已进入在原已传入日本的各派中国佛教的基础上吸收消化、融汇贯通的阶段，日本化的新宗派开始兴起，中国的新宗派已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日本在于895年废止了 派遣遣唐使的制度，“阻断了禅宗向日本传播的唯一一条通路”。我认为《日本禅宗》的上述分析是颇具说服力的。
　　 日本真正形成禅宗热，始于镰仓幕府时代。为什么自镰仓时代开始禅宗在日本得以兴盛呢？为什么它会受到武士社会的欢迎呢？《日本禅宗》一书对此也有精当的分析：日本的武士们是凭借武力而步入统治阶层的，在“未掌握政权之前，他们与文化，特别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佛教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佛教深奥的经义和不杀生的戒律无论如何也不会与他们有半点缘分”。因为庄严肃穆的寺刹，浩瀚的经卷，静心的研习，酷苛的戒律，与他们每天奔波于刀光血影，效力于疆场，为主君出生入死的生涯是难以相容的。可是，禅宗与旧有的佛教诸宗不同，它“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宗旨，为武士们“提供不靠一切形式、不依任何他力即可成佛的法理”，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引向彼岸世界的新路”。“不诵经、不拜佛仿佛是专门为武士提供的优惠条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禅宗那里不但可以理解，而且是天经地义的‘见性成佛’的结果。禅宗之所以吸引武士，原因即在于此。”同时，镰仓幕府建立以后，幕府也需要一种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政治佛教”，于是出现了禅宗与幕府的“双向选择”，禅宗公开提倡“兴禅护国”，以寻求幕府的政治庇护，幕府则通过支持、扶植禅宗，以达到与京都朝廷和旧佛教的抗衡；再则推进武士学禅热潮，实现“禅武一体”，可以奠定巩固的政治基础。
　　 类似上述的有理有据的精当的分析，在《日本禅宗》中随处可见。

　　 　　（二）

　　 中国禅宗是日本禅宗的祖源。传入日本的禅宗，主要是临济宗和曹洞宗。推动日本临济宗和曹洞宗发展的人，一是日本禅僧侣；二是中国禅僧。南宋以后，两国禅僧的互访，促进了日本禅宗的迅速传布。正是因为日本禅宗与中国禅宗的渊源关系，日本禅宗与中国禅宗在修炼形式、“顿悟”方法等等方面无不存在着共同性。但问题是日本的禅宗是否是一成不变地完全照搬了中国禅宗的模式？《日本禅宗》一书对此有十分深入的分析和比较，它告诉我们，中日禅宗除了有相似性外，尚有相异的一面。例如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荣西和尚，从一开始就没有吸收中国临济宗全盘否定佛教经典的做法。“中国临济宗因提倡见性成佛，不立文字，从一开始就注重否定佛经法典的桎梏，对于一切外在的形式采取全盘否定的作法，甚至发展到‘呵佛骂祖’、离经叛道的程度。……但‘呵佛骂祖’式的偏激在日本临济宗里难觅踪迹，原因在于当时日本人的受容心理。”所以，日本临济宗自荣西和尚，就“形成了显密兼修、教传（禅宗自称‘别传’）相融的特点。其间虽经兰溪道隆、兀庵普宁、无学祖元等中国禅僧的极力匡正，……情况似有所改观，但远不及中国临济宗那样大悟，狂放不羁、潇洒自如的风格”。日本禅宗到了梦窗疏石一代，不但延续显密兼修之风，更与天台密教融通，具有“更趋多元化的复合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