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禅宗的“复合色彩”，不仅临济宗如此，而且曹洞宗和黄檗宗也如此。如曹洞宗提倡“兼修禅密”，黄檗宗提倡“禅净双修”等。

　　 　　（三）

　　 禅宗对中世纪以后的日本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其影响涉及武士的伦理和道德，人民的习俗，以及文化领域的文学、美术、书法、建筑等等。《日本禅宗》一书不但以浓重的笔墨，对上述领域的发展与禅宗的关系作了颇为精彩的论述，而且屡出创见。试举二例：（1 ）俳句是古代日本早已出现的“最短的格律诗”。到了中世纪以后，在禅僧中涌现了大批俳人。从现存的俳句可知，这些俳人的作品的立意，大多是“从自然景物中获得闲寂淡泊的审美情趣”的，“物象景观中感受和领悟禅理”。那么，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会出现“禅的悟境与俳句的化境”相融汇的局面呢？对此，《日本禅宗》一书是这样分析的：“禅宗重视的是把人们从现世拉向佛陀彼岸世界的自我解脱，提倡‘梵我一如’、‘物我合一’，把自然和人生统统摄入‘空无’境界。因此，禅僧们追求自然淡泊、清静高雅的生活情趣，习惯于从大自然的陶冶中获得超悟，去体察和领略那种神秘幽远的意境”；这种从自然物象中感受和领悟禅理的方法，“形成了禅宗独特的内聚型理解方法”；而俳句也“十分重视从自然景物中获得闲寂淡泊的审美情趣”，“要俳人通过对外界事物的细微观察，却创造超然空灵的美感”，形成了一种“外射型观察方法”。这样，禅宗和俳句“在共同拥有的客体——大自然中，找到了对接与契合的主体——悟化的意象，达到完美、和谐的统一”。正因为这种“统一”，人们在俳句中既可以“领略到自然适意、不加修饰、天然浑成、平淡幽远的闲寂之情，也可以听到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从而悟出静谧、空灵的禅意”。（2 ）从美学的视角透视禅宗与日本文化的内涵联系，立于“美学的最高境界”诠释了日本茶道提倡的“和敬清寂”。指出：“‘和敬清寂’的茶道是一种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茶文化，它和俳句一样，是禅宗日本化之后结出的两朵清香典雅的艺术奇葩”。又如对日本的禅宗园林艺术也有简炼而生动的概括，指出禅宗园林是“凝固的俳句，立体的水墨山水画，用眼睛去品味的茶道”。

　　 　　（四）

　　 许多人都知道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写过一本名为《菊与刀》的著作。她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这一观点一直为学术界所推崇。我国的大多数日本研究者对此也有较高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禅宗》的作者从禅宗对“（日本）文化的深层核心，即日本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入手，通过翔实的分析、论证，提出了独自的日本文化的总体特征的见解，指出：“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是由‘无我文化’与‘有我文化’的组合形式而派生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一点用其它哲理和思维模式是很难一语道破的，很难解析概括的。然而禅宗的非理性思辨特征恰恰可以解释这种‘无我文化’与‘有我文化’的合理性”。文化的“无我”与“有我”的变异特征，同禅宗的对自然界与生命的体悟的“有”与“无”的变异是十分接近的，由此，“就演绎出我们对日本文化总体特征的尝试性把握，即日本文化是一种悟化的禅意（而非禅宗）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学说。虽然现在还难以估价这一新说将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程度，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的深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从今以后，“悟化的禅意文化”说将与“耻感文化”说（本尼迪克特）、“纵式社会”说（中根千枝）、“集团性”说（G•克拉克）、 “杂交文化”说（加藤周一）、“壶状文化”说（丸山真男）等等名家的观点并存于世！
　　 在即将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从《日本禅宗》的字里行间，看得出该书的作者是以“生命哲学”的“悟化”写就这部“悟化的生命哲学”的。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历史的悲哀，莫过于时代的单色调，莫过于平衡的社会心理偏于“失重”。倘若这世界都是下海捕鱼的人，那么，又上哪去寻找一处静静的港湾呢？他还说：既然是下海，就要悟出“潮涨潮落”的规律；纵然去爬山，也要有“高处不胜寒”的体验。刘毅氏正是从这种“大彻大悟”中，面壁二、三年间，写出了《高天原浮世绘——日本神话》、《悟化的生命哲学——日本禅宗今昔》两部著作的，而且提出了脍炙人口的日本文化特征“悟化的禅意（非禅宗）文化”说。这使我想起元代一诗人的诗句：“莫笑书生清苦意，比来淡食更精神”。刘氏的新说正是从清苦（甚至是艰难曲折）中诞生的，愿这种奋发精神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