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末的古代印度。公元前3世纪中叶， 孔雀王朝阿育王大力弘扬佛教，佛教始自印度向境外传播。西域是佛教北传过程中的必由之地，在佛教传播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西域佛教史本身也是中国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地名的“西域”，在概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所谓“西域”指狭义概念，大致与今新疆相当；叙述的对象是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的研究和译介成果。主要涉及早期佛教东渐问题、西域佛教的兴衰、西域等地的佛教艺术、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以及西域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等内容。

　　 　一、关于早期佛教东渐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重点是佛教传入中国汉地的时间、所经由的途径与地区等。目前，有关佛教传入中国汉地所经由的路径的观点有陆路传入说、海路传入说和川滇缅印道传入说三种。与本文相关的是陆路传入说，即印度佛教最早经中亚陆路向中国传播，在当时中亚诸国人口稀少、不足以支持佛教寺院存在的情况下，遂假途而过，继续向东传入人口相对密集的汉地，并生根、发展。这是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
　　 在有关中国佛教史的诸多论著中，都有对这一问题的看法。20世纪早年较重要的成果如下：黄文弼在《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输入问题》（注：原载于《罗布淖尔考古记》，后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0～260页。）一文中，对佛教传入疏勒、于阗等广大西域地区的年代进行了考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佛教与西域》、《又佛教与西域》三篇文章中（注：参见《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9～30页、第79～88页，第89～102页。），对佛教在西域诸国的传播、发展状况进行考证，否定了西域陆路传播说，提出佛教是从海路传入中国内地的。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对佛教入华诸传说、永平求法的传说、《四十二章经》进行考证，认为佛教东渐首先经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注：参见该书上册“汉代之佛教”，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第1～83页。）季羡林在《浮屠与佛》（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23～336页。）一文中，提出佛教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而直接从印度传入中国，但并未明确指出传入路径为陆路还是海道。后来在《再谈浮屠与佛》（注：《季羡林文集》第七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5～360页。）一文中他对自己以前所持观点进行修订，认为印度佛教分两阶段，经由大夏（大月支）和中亚新疆小国传入中国。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20年，中国佛教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时期较重要的佛教史著作有吕徵《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注：中华书局，1979年。）、《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一、二、三卷）（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88年。），以及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注：齐鲁书社，1986年。）和《中国佛教简史》（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这些著作均持佛教最早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观点。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域开展历史、语言、民族、宗教、艺术、考古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以来，早期佛教东渐问题的研究又取得新的进展。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论述了佛教的传入，其论文《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注：《敦煌学辑刊》第八辑，1985年，第62～72页。）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论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佛教最初在西域只是“过路”，并未停留，至少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后，佛教才逐渐扎根。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宋肃瀛，他在《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始传》（注：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6～424页。）一文中，从文献角度进行论证。陈戈在其文《汉唐时期新疆佛教流行情况述略》（注：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中探讨了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佛教在新疆的流行情况、新疆各地流行不同教派及其原因等问题。陈恩志在《佛教自有秦传入中国说》（注：载《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说法，主张印度佛教文化的东渐，至迟到了秦代就已经发生，对佛教传入中国之标准、印度佛教东渐的时代背景、佛教在塔里木盆地的兴起，佛教自新疆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途径诸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朱锡强在《印度佛教的传播对古代亚洲国际交往的影响》（注：载《南亚研究》1990年第1期。）一文中，探讨了印度佛教的传播对古代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陈世良在《关于佛教初传龟兹》（注：载《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佛教初传龟兹应在汉武帝在位期间。刘欣如在其文《贵霜时期东渐佛教的特色》（注：载《南亚研究》1993年第3期。）中，谈及佛教向中国的早期移植问题，简述早期佛教的传播方式和变异形态，同时着重分析促使佛的故国的传法人克服千难万险东来传法的动力，试图从一个侧面了解和分析在佛教东传这个宏伟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奇特现象。晁华山在《从古代遗存看贵霜王朝佛教放射状外传的四重环带——兼论中国早期佛教遗存》（注：四川联合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5～177页。）一文中，结合古代遗存特点，论证了贵霜王朝时期佛教呈放射状向周围传播的“四重环带说”，即以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为中心，按照传播地区的远近形成了同心圆式的四重佛教文化环带，处于不同佛教文化环带的地区的佛教文化呈现一定的差异，本文对中国早期佛教遗存亦有论及。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译文有：R.E.埃墨利克著、殷睛译的《中亚的佛教》（注：载《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德]弗兰兹•伯恩哈德著、姚崇新译的《犍陀罗语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注：载《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