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宗教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的政治功能。第一个政治功能表现为：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更替时，宗教可以成为社会进步阶级的思想武器。第二个政治功能表现为：在整个中古时代，佛教各派别充当了各社会集团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或充当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斗争工具，或充当压迫和剥削阶级的斗争工具，或充当封建统治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斗争工具。佛教的这两种政治功能，当它充当社会进步势力的思想武器或政治工具时，是进步的；当它充当社会反动势力的思想武器或政治工具时，是消极的，反动的。因此，我们评判佛教的政治功能，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中古时代，佛教是东北亚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佛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东北亚封建制的政治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佛教的政治功能：一是奴隶制在向封建制过渡时，佛教成为东北亚大陆地区和日本列岛建立封建制统一国家的思想武器，在封建制确立之后，它又成为巩固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支柱；二是佛教成为封建社会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工具。佛教在东北亚封建制政治变革中的是非功过，历史应给以公正的评判。

　　 　　一、政治变革的思想武器

　　 宗教就其本质而言，是人民的鸦片烟。毫无疑问，宗教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消极的一面。然而，宗教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可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动力。尤其是古代，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更替时期，宗教可以成为社会进步势力的思想武器。6—7世纪，东北亚地区就出现了这种历史情况。此时的东北亚地区，在中原先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因素日益成长，中国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相继过渡到封建社会。在这一政治变革中，佛教扮演了推动政治变革的历史角色。
　　 东北亚大陆地区是佛教传播最早的地方，而在大陆诸民族中，高句丽又是最早接受佛教的民族。史书记载，公元372年，前秦王符坚派遣使者和僧侣顺道，一同到高句丽赠送佛像和佛经，高句丽王派使臣去前秦答谢。公元374年，前秦王符坚又派遣僧侣阿道出使高句丽。翌年，高句丽兴建肖门寺和伊佛兰寺，以供顺道和阿道居住。公元392年，高句丽统治者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在所辖地区推行佛教，并大兴土木，广建佛寺。例如，广开土境好大王即位后，在平壤一次就建佛寺九处[①]。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紧跟其后，大力推行崇信佛教的政策。公元384年，印度僧人摩罗难陀由东晋来到百济，在枕流王支持下，第二年在京都汉山创建佛寺。自此，佛教在百济发展起来。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佛教传播也比较早。据传，5世纪中叶从高句丽传入，并早有僧人到中原地区学习。公元549年，梁武帝遣使并偕同新罗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至新罗。新罗真兴王率百官迎于兴轮寺[②]。
　　 佛教在日本列岛的传播比大陆要晚得多，直到公元522年南梁人司马达等人才经朝鲜半岛，渡海到日本，在大和板田原结草堂安置佛像，日本人称之为韩国神，这是佛教传入日本之始。一般说来，在隋唐之前，佛教在东北亚社会变革中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只作为一种外域文化而被接受和欣赏。然而，从隋唐开始，佛教便作为建立封建统一国家和推动政治变革的思想武器而被使用。
　　 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处于三足鼎立的分裂时期，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都想成就统一三国的事业，品尝一下霸主的滋味。三个国家的统治者都积极争取外援和实施内部改革，以便增强综合国力。在这方面，新罗统治者高他人一筹，一是主动联合唐朝，对高句丽和百济形成夹击之势，二是在国内大兴佛教，以佛教作为统一半岛的思想武器。公元645年，善德王在皇龙寺建造了九层佛塔，作为统一半岛的象征。佛像也作为综合各种自然神的偶像而到处散布。于是，原始宗教所崇拜过的部落神和自然神，有的被抛弃，有的处于从属地位。佛教在新罗的主导地位被确立，成为统一半岛的社会意识形态。
　　 无独有偶，在日本列岛也出现了大陆地区同样的政治变革事件。6世纪下半叶至7世纪中叶，日本社会进入剧烈变动的时期。封建因素不断增长，中原的封建文化大量传入，促发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在这种背景之下，在掌握大和国中央政权的贵族中，形成革新与保守的政治派别。以苏我氏为首的革新派极力主张接受佛教，以物部氏为首的保守派则极力排斥佛教。接受佛教就意味着接受一种神，这种神是超越氏姓制度原有的各种神的。佛教作为一神教的信仰，有利于日本列岛的统一，有利于从松散的氏姓奴隶制向中央集权的封建制过渡。由此可见，崇佛与排佛的斗争，实质上是推进社会变革，还是阻止社会变革的政治斗争。因此，物部氏为了达到排佛的目的，竟然不择手段，列举当时严重流行的疫病、饥馑等社会问题，来证明这是由于礼拜蛮神而引发的灾祸。苏我氏针锋相对，驳斥道，拜信佛教可以借助新教神威，消除社会的不安。经过激烈的斗争，苏我氏取得胜利，物部氏等氏族保守势力被彻底消灭，佛教由此兴盛起来。及至推古天皇即位（592年），立圣德太子为摄政王。圣德太子是一位力主改革的政治家，为了更好地进行政治改革，他大力倡导佛教。他设立法学院，进行佛学研究，并亲自作《维摩经》、《法华经》的注释。为了进一步吸收中原的佛教文化，圣德太子还于公元607年派遣小野妹子等人前往隋朝，直接到中国寻求佛法。圣德太子在兴佛的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其改革的核心是加强王权。他颁布了十七条宪法，组织人编写了《天皇纪》等历史书，强调国无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并着手创立以天皇为至上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理念。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佛教之所以成为东北亚地区政治变革的思想武器，究其原因，除了本地区社会历史条件之外，还有佛教本身固有的政治素质。我们知道，佛教是适应建立统一的南亚次大陆国家的政治需要而于公元前6世纪产生的。公元前6世纪初，古印度正处于分裂割据的列国时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长期发展为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奠定了基础。此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两种主流派，一是婆罗门教的正统派，二是非婆罗门教的沙门派。沙门是当时新出现的自由思想的通称。婆罗门教与现实社会的变革不相适应，属保守派。沙门派是符合历史潮流的革新派。在革新派的思潮中，佛教思想最具生命力，它一方面具有否定婆罗门教种姓制的革新精神，另方面又有打破派别局限，善于吸收其他新派思想的开放性，最适合政治革新势力的政治需要。当它变成世界性宗教之后，这种便于统治阶级所使用的政治素质，就更加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