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佛教固有的政治素质是其成为东北亚地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变革的思想武器，那么，当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之后，佛教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巩固政治革新成果，进一步完善封建政治体制和维护封建统治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与佛教中原化（或中国化）密切相关了。佛教是印度文化圈的一部分，它传到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碰撞点主要是“沙门应否敬王者”和孝亲的问题上。两汉以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思想核心是事君至上和孝亲至上的政治伦理观，以及为国效力和扬名显祖的价值观。由此形成以儒家为代表的血缘第一，国家本位的普遍观念。佛教正与之相反，佛教徒一经出家，就成为无籍之民，王法所不拘，礼法所不及，不受儒家政治伦理的束缚。在儒家看来，佛教“脱略父母，遣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从而使得“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③]，这无疑是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的洪水猛兽。在儒家观念里，忠孝是不可分的，在忠君的同时，还要孝敬父母。在儒家看来，“孝者，德之本也”，孝的根本原则是“善事父母”。因此，子女必须珍惜自己的发肤，“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④]。为了继承香火，子女必须婚育，“不孝者有三，无后为大”[⑤]。然而佛教徒出家首先就要剃除须发，又受不邪淫之戒，不得婚配。此等观念，当然为儒教文化所不容。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相互认识的必经阶段，是相互学习的必然前提。佛教为了在中国土地上生存和发展，主动适应中国传统文化。来华的僧人在译经时，采用选、删、节、增手段，使有关译文尽量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相吻合。尤其是在敬王思想观念上，佛教自动向儒学靠拢。佛教徒用心良苦，甚至在佛法里为自己的忠君思想找到了合理的依据。晋代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⑥]。佛教徒不仅有言，而且有行，每遇天子诞辰，帝后忌日，寺院便举行纪念会，僧尼们诵经行仪，为帝王求福，祈国运长久。佛教的中国化，使佛教政治素质进一步提高，更加适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正基于此，进入封建时代之后，东北亚地区的封建统治者充分利用了中国化的佛教的忠君护国的政治功能，把佛教作为收拾人心，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手段。例如新罗，在统一三国后，族长制残余势力仍进行顽强地反抗斗争，国王为　了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便进一步提高佛教的国教地位。为了满足国家的政治需要，许多僧侣纷纷到唐朝学习佛教文化，并及时引进新罗。这样就把唐朝兴起的五大教派即涅磐宗、戒律宗、法性宗、华严宗和法相宗移植到新罗。在新罗全盛时期，华严宗被新罗封建统治阶级称颂为至诚的信仰。华严宗阐述了一切和谐和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教义。这一教义很适合君主专制国家的政治需要。到高丽王朝时期，佛教笼络人民的政治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僧侣们忠诚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竭尽全力地宣扬忠王护国思想。为了增强佛教笼络人心的效能，国王经常到佛院做佛事，并由国家财政支付巨款，设宴招待成千上万的僧侣。高丽王朝所豢养的数十万僧侣，成为封建政权的忠诚的卫道士。
　　 在封建时代的前半期，东北亚地区的其他封建政权，也把兴佛作为忠君护国的政治手段。例如，中国东北地区的地方封建政权渤海国，尔后的辽国和金国，日本列岛的诸封建王朝，都把佛教作为维护国家的政治机器。从社会历史效果上看，佛教确实达到了巩固政治变革成果，完善封建政治体制和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目的。

　　 　　二、社会政治集团的政治工具

　　 佛教不仅是推进社会政治变革和巩固政治变革成果的思想武器，而且它也和其他世界性宗教一样，在东北亚地区整个中古时期，充当了各社会政治集团的政治工具。佛教的这种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各社会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和与外部入侵势力的斗争上。从而展示了佛教在社会变革中的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作用。
　　 佛教要发挥这一政治功能，必须首先实现地方化。如前所述，东北亚地区的佛教来自中原地区，中原佛教源于印度。印度佛教是印度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选择、改造和重构，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从而融入中原的传统文化。佛教传入东北亚主要是以中原文化的形式出现的。尽管东北亚地区属于中原文化圈，但佛教要适应本地区的政治需要，仍需要进行一次新的选择、改造和重构过程，形成本地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从而融入本地传统文化。
　　 中国东北地区出现的几个地方封建政权，如渤海国、辽国和金国等，所信仰的佛教基本上与中原佛教相同，不过，在许多方面也纳入了一些地方文化因素。例如金国，所信仰的佛教主要是密宗，密宗仪式里已包括大量的巫术成分，凡求子、祈福、退魔治病，与萨满教基本相同。这说明，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佛教与金国原有的萨满教合流。
　　 在朝鲜半岛，佛教的地方化更为突出。在这里，佛教与地方文化的融合是从新罗时代开始的，到高丽王朝时期已经完成。例如高丽王朝每年都要举行佛教庆典，其中最大的两次庆典是一月十五日的燃灯会和十一月十五日的八关会。从新罗时代流传下来的燃灯会和八关会，到高丽王朝便与佛教庆典结合在一起。在庆典上，人们表演音乐、舞蹈和各种娱乐节日，国王及其臣僚乘此机会恳请众佛及天地神灵给国家和王室带来幸福和安宁[⑦]。
　　 在日本列岛，佛教地方化的成绩是最大的。自8世纪中叶至德川幕府建立之前，佛教成为日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宗教。这时，日本的民族宗教原始神道教与佛教合而为一。于是“神佛习同”和“本地垂迹”之说兴起。所谓“神佛习同”，就是指日本所信仰的神与佛本是一体，不应分裂。所谓“本地垂迹”，就是指如来诸佛（本地），自始便与日本有缘，他们降临在大和土地上，就是日本人最早供奉的氏神（垂迹）。这样一来，菩萨和如来佛被编造为日本诸神。天照大神就成了大日如来的化身，日吉则是释迦牟尼的化身，从而把神归于佛，使神佛合一。在此种理论基础上，平安时代已经出现把神称为菩萨，并派高僧到神社诵读佛经的现象[⑧]。
　　 佛教的地方化，迎合了各社会政治集团的需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便于各社会政治集团的使用，同时也易于被社会大众接受。从而使佛教更加充分地发挥政治工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