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域佛教的兴衰

　　 西域佛教史不易理清，如贺昌群在《西域之佛教•译者序》中所说：“西域诸国和古代印度一样，都没有什么历史记载遗留下来，只有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文献中有些记录，中国正史的外国传和汉、晋、南北朝、唐、宋的西行求法僧徒的游记，这些正史记载和僧徒记行与近百年来在印度、中亚和新疆一带新发现的资料和遗物互相参证，古代西域史以及西域的佛教活动，才得渐次明了。”（注：[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33年5月初版，1999年再版。）20世纪早期中国学术界有关西域佛教史的研究成果较少，远远不及日本学术界。主要成果是译介日本的两部研究专著，其一为贺昌群译、羽溪了谛著《西域之佛教》（注：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1956年重印，1999年再版。），其二为钱稻孙译、羽田亨著《西域文明概论》（注：泉寿丛书，1931年。）。前者着力从史地角度论述佛教在中亚和新疆的传播与发展，涉及到教理方面的内容非常少；后者对西域佛教的发展状况有精辟论述。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深入，作为中国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域佛教史的研究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前文提到的《中国佛教史》、《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和《隋唐佛教史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中，均有相当篇幅论及西域佛教兴衰以及西域等地的佛教艺术，对西域佛教不同于汉地佛教的特点，受域外诸种文化因素影响，以及以独特状貌流传下来的西域佛教艺术均发表各自的见解。
　　 进入90年代，西域佛教史研究专著开始问世。杨富学的《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特点、回鹘佛典的翻译、回鹘佛教的功德思想、寺庙的兴建、佛教寺院经济、佛教对回鹘文化的影响等内容。魏长洪等著《西域佛教史》（注：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年。）着重阐述了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与发展，侧重考察西域佛教自身的内在变动，即西域佛教在不同的时代和民族中的特点及其消亡状况，以及所形成的多中心、多层次的布局和结构。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一书的第三章“西域佛教文化的传播及其发展”，主要论述了贵霜王朝、大月氏人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利用中外文献，对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佛教的兴衰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考述。
　　 有关西域佛教史方面的论文，有侧重于佛教传播的，也有关注佛教自身发展情况的。耿世民在《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注：载《新疆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佛教在新疆和古代维吾尔人中的传播、兴衰以及回鹘文佛经的保存状况，他认为佛教早在贵霜王朝丘就却在位时期即已传入南疆和田地区。孟凡人在《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注：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高昌回鹘始信佛教当在9世纪晚期至10世纪左右，佛教随着高昌回鹘的兴亡而兴衰，并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中叶左右，高昌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其佛教文化在深受内地佛教文化影响的同时，还受到其他许多地区的影响。宫静在《五至七世纪中叶西域佛教之变迁》（注：载《南亚研究》1990年第4期。）一文中，对5至7世纪中叶西域佛教变迁状况及原因进行了概括分析。羊毅勇在《佛教在新疆南部传播路线之管见》（注：载《西北史地》1992年第3期。）一文中，就当时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结合文献特别是唐代前后来往于中国与印度的佛教徒行记，对唐以前和唐宋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新疆的路线问题进行了阐述。

　　 　　　　三、西域、中亚等地的佛教艺术遗存

　　 佛教艺术随着佛教的传播传入西域，西域绘画、雕刻、建筑、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西域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本土特点，逐渐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国学术界对西域、中亚等地的佛教艺术研究关注的重点：佛教寺庙、石窟建筑、佛像、雕刻、壁画等佛教艺术遗存及其与印度、犍陀罗、希腊、伊朗乃至中国中原等地区诸文化的关系。20世纪早期成果很少，到80年代出现了一批专著。常任侠的《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李涛的《佛教与佛教艺术》（注：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都涉及西域佛教艺术。韩翔、朱英荣在《龟兹石窟》（注：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探讨了龟兹石窟的诞生、形成的历史条件、分期以及龟兹石窟建筑、雕塑、绘画和文字等内容，对龟兹石窟与中原、希腊、伊朗、犍陀罗、印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吴焯在《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中，对中国佛教艺术特别是西域佛教艺术的研究循着佛教的产生、演变、逐渐东渐以及最终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主线展开论述，并介绍了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印度佛教思想和艺术流派、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与印度及佛教传播路线上其他外来文化的联系等内容。全书资料丰富，论证充分，对一些论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撰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注：文物出版社，1993年。）主要介绍中国石窟寺考古状况，对中国新疆、陕甘宁、华北与中原、南方地区的石窟进行概述；对印度佛教的起源、早期佛教建筑与浮雕、佛像的产生、佛教的兴盛、密教的寺院与造像，以及中亚犍陀罗佛寺与造像、巴米扬石窟、克什米尔的佛教岩画与题记、阿姆河以北的佛教遗址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温玉成的《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石窟艺术，其中也有西域石窟建筑、雕塑、绘画等内容。常书鸿在《新疆石窟艺术》（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探讨了龟兹、焉耆、高昌石窟的分布情况、创造的年代以及艺术特点等问题。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注：文物出版社，2001年。）是关于印度和中亚佛寺与造像的专著，该书以佛教发展史为纲，叙述各历史时期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的特点。
　　 20世纪我国有关西域、中亚等地佛教艺术方面的论文很多，其中大多为80年代以后的成果。杨瑞琳的《中国佛教艺术演变略谈》（注：载《南亚研究》1981年第1辑。），从雕刻、绘画和建筑等方面谈印度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其中对西域佛教艺术有所涉及。朱英荣的《龟兹文化与犍陀罗文化》（注：载《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一文，就中外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龟兹佛教文化的性质进行探讨。作者通过对龟兹文化和犍陀罗文化的比较，指出虽然龟兹文化曾受到犍陀罗文化的影响，其许多艺术观念、风格、技巧、艺术处理方法来自犍陀罗，但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将其融合、改造，并与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与艺术风格结合起来，从而造就了一种新的具有龟兹特色的文化。他的另一篇论文《龟兹石窟综述》（注：载《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主要对克孜尔石窟的内容、特点、兴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宁强在《从印度到中国——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的比较》（注：载《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中，对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在印度和新疆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指出一种艺术类型无论影响有多大，都会在其传播伸展过程中，受当地自然条件限制、被当地文化传统改造，逐步走向本地化。朱云宝的《丝绸之路上的佛塔》（注：载《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论及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佛塔的形制及功用的演变，从中可见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欧阳友徽在他的论文《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目连传说的演变》（注：载《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中，对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流传到西域及中原地区的印度目连传说的演变进行探讨。陈传席在《中国早期佛教艺术样式的四次变革及其原因》（注：载《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艺术都是天竺式的，并将其按时间顺序分成四个阶段，分析了其变革的原因。侯灿在他的论文《新疆在汉魏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几个问题》（注：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中，着重就丝绸之路开通后汉魏时期帕米尔以西的文化在新疆绿洲地区的传播、影响以及发展状况作了论述，涉及贵霜时期佉卢文的影响、婆罗迷文的东传及其发展、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与传播等内容。邱陵的《新疆米兰佛寺壁画：“有翼天使”》对于新疆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的发现与再发现，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成画年代及人文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希腊化的佛教艺术通过贵霜人传入塔里木盆地，集中反映了古代塔里木盆地的人文荟萃现象，对于研究古希腊、罗马、南亚与中亚文化艺术交流有所裨益。（注：载《西域研究》1995年第3期。）段文杰在《敦煌石窟艺术的特点》（注：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敦煌石窟艺术传自印度，途经中亚、西域，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多种因素和风格特点，对其十大特点进行概述。樊锦诗在其《简谈佛教故事画的民族特色》（注：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中，探讨了佛教故事画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一步步走向民族化的过程。刘永增的《敦煌莫高窟隋代涅槃变相图与古代印度、中亚涅槃图像之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分析、比较古代印度、中亚以及隋代莫高窟涅槃图的特点，指出莫高窟隋代的涅槃图的基本形式继承了犍陀罗以及中亚地区的基本特征。（注：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黄文昆在《佛教初传与早期中国佛教艺术》一文里，认为佛教初传中国大体在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时期，经由攀越葱岭的沙碛之路，以月氏、安息等国为中介，还就早期中国佛教艺术在各地呈现不同的特点进行了描述。（注：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羊毅勇的《尼雅遗址所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一文，探讨了尼雅所受到的汉文化的影响、尼雅遗址反映的西域土著文化、尼雅遗址反映的佛教文化等三方面内容。（注：载《西域研究》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