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印度佛教艺术方面的译文主要有：[印]M.N.德什班德著、杨富学译《印度佛教石窟壁画的主要特征》（注：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印]M.C.约什著、杨富学译《印度岩刻佛教建筑概观》（注：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印]P.贝纳尔吉著、杨富学译《阿旃陀•巴米扬•吐鲁番与敦煌间的文化联系》（注：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日]宫治昭著、顾虹译，蔡伟堂校《印度佛传美术的三种类型》（注：载《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等，其中均有可资参考的内容。
　　 　　　　五、西域佛教史重要人物研究
　　 　　（一）对使臣王玄策的研究
　　 20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对他的生平及史迹给予高度评价。 早年的研究有柳诒徵的《王玄策事迹》（注：载《学衡》1925年第39期。），冯承钧的《王玄策事辑》（注：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学报单行本，1932年。），[法]列维著冯承钧译的《王玄策使印度记》（注：收入《西域南海史记考证译丛》第七编，中华书局，1957年。）等。50年代以后，国内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陆庆夫的《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注：载《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和《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注：载《敦煌研究》1995年。），莫任南的《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注：载《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阴松生的《王玄策出使印度、尼泊尔诸问题》（注：载《南亚研究》1990年第2期。）等。
　　 孙修身对王玄策的研究最为全面，著有《王玄策事迹钩沉》（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该书以时间为序，按照事件分类，对王玄策的事迹及其贡献进行详尽的考证、评价。他的《〈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研究》（注：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23～136页。）一文，对1990年6月发现于西藏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了考释。林梅村结合考古材料和语言研究成果，对《大唐天竺使出铭》也进行了校释，著有《〈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一文（注：《中亚学刊》第五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9～252页。本文亦收入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420～442页。）。
　　 　　（二）对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的研究
　　 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高僧鸠摩罗什，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宣扬般若三论的思想家。对于他的生平及贡献，许多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论著都有相当多的篇幅加以评述，如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注：参见该书第二卷第二章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郭朋著的《隋唐佛教》（注：参见该书第二章第三节，齐鲁书社，1979年。）以及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注：中华书局，1983年。）等，郭朋还著有《鸠摩罗什评传》（注：收入《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二，齐鲁书社，1982年。）一书。论文有胡戟的《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传》（注：《敦煌辑刊》1991年第1期，第77～83页。），丁明夷的《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艺术》（注：《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第46～49页。）、陈世良的《鸠摩罗什年表考略》（注：《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11期，专刊此文，第1～31页。）等。
　　 　　（三）对法显、玄奘、义净等西行求法僧的研究
　　 佛教初始时只是西域和印度僧人东来传法。魏晋以后，中国内地僧人西行求法者日众。从最初的朱士行至唐玄奘、义净，众多僧人前赴后继加入求法行列，蔚然成风。北宋初年，佛教一度复兴，传教求法一事又盛极一时。9世纪后，佛教在印度渐趋衰微，东来弘法和西行巡礼的僧侣人数日渐减少。对于这些情况，梁启超在《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注：又名《中印之交通》，《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03～137页。）中曾作过精辟论述，文章对魏晋以降中国西行求法僧侣的动机、经行路线、主要事迹、成就、著述进行考证。梁启超还撰写了《又佛教与西域》（注：《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89～102页。）一文，对东汉至隋唐东来传教的僧人的国籍等情况进行了研究。马雍在《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一文中结合《高僧传》中有关资料，对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热潮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对其中重要的佛教僧徒、商贾、贵族、游客等的生平和事迹略作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该时期中原、西域与南亚等地的文化交流状况。（注：《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第18～28页，后收入《西域史地文物丛考》一书，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6～59页。）在众多西行求法的僧人中，法显、玄奘、义净最为著名，贡献最大，他们是后世学人关注的重点，李山、过常宝主编的《历代高僧传》（注：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何兹全主编的《中国历代名僧》（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力、黄修明主编的《中国历代高僧》（注：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陈作义著的《丝路取经人》（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马曼丽、樊保良著的《古代开拓家西行足迹》（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书中，均将他们作为重点人物进行研究。
　　 1.对法显的研究
　　 20世纪中国学术界比较重视对法显及其《佛国记》的研究。早年的研究有丁谦的《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注：丹徒陈氏横山草堂丛书本，1915年。）和岑仲勉的《佛游天竺记考释》（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注：参见该书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第270～274页。）一书，对法显的评价颇为精当。日本学者足六喜六、张小柳、何健民还翻译了《法显传考证》（注：国立编译馆，1937年。）。80年代以来，法显及《佛国记》的研究取得新进展。章巽《法显传校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依据的版本比较全，校核水平较高，其注释在参考中外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此外，季羡林《法显》（注：收入《季羡林文集》第九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4～338页。）、靳生禾《旅行家法显》（注：中华书局，1980年。）、谢方《法显》（注：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年。）、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注：湖北出版社，1956年。）等，均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