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造型艺术》、《丝绸之路乐舞艺术》（注：《新疆艺术》编辑部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谷苞的《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周菁葆的《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霍旭初的《龟兹艺术研究》（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也论及了西域佛教艺术，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书中，收录多篇西域佛教艺术方面的论文。
　　 20世纪这一领域译介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古代中亚艺术》（注：斯塔维斯基著、路远译，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中亚古代艺术》（注：普加琴科娃、列穆佩著，陈继周、李琪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中亚佛教艺术》（注：马里奥•布萨格里等著，许建英、何汉民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这三部关于中亚古代艺术的著作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造型艺术，它们从艺术考古角度论及东西文化对中亚艺术的形成、发展及流派、风格的影响，中亚艺术在不同阶段，先后移植和模仿过波斯、古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中原的艺术，但其结果是通过融会贯通，进入了创造的新阶段。之后，又经过双向交融与相互渗透，形成了文化上的所谓“双向回授”。《丝绸古道上的文化》（注：[德]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系统地介绍了古代丝绸之路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艺术状况，《犍陀罗佛教艺术》（注：[英]约翰•马歇尔著，王冀青译，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探讨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形成、特点、对外传播及影响等方面内容。
　　 除专著外，国内还翻译了许多国外研究者的专题论文，如台建群摘译了日本学者田边胜见的《犍陀罗佛和菩萨像起源于伊朗》（注：载《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作者认为贵霜人把印度（小乘）佛教变为波斯（大乘）佛教，并且第一次将佛教与希腊一罗马的雕塑技巧和肖像画法结合起来，创造了犍陀罗的佛和菩萨像。台建群还翻译了美国学者玛丽琳•M•爱丽的《5世纪中国佛像和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雕像的关系》（注：载《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此文就佛像的服饰衣纹与风格式样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四五世纪的塑像同中亚北印度、印度西北部（今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早期塑像相似，特别是5世纪北魏的塑像与中亚、马都拉、犍陀罗的塑像关系尤为密切。《克孜尔千佛洞佛教美术中的印度式风格》（注：[日]上野照夫著，张元林译，载《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历史透视》（注：[印]谭中著，包菁萍译、谭中校，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敦煌佛教艺术的多样性——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的中亚收藏品》（注：[德]查雅•哈斯奈尔著，杨富学译，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等也是我国西域佛教艺术领域有影响力的译文。

　　 　　　　四、印度佛教史及印度佛教文化

　　 西域佛教源于印度，因此，在对西域佛教及佛教艺术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究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印度佛教史及印度的佛教文化。
　　 中国学者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以吕徵的成就最大，他著有《印度佛教史略》（注：商务印书馆，1924年。）、《佛教史表》（注：上海佛学书局铅印本，具体印刷年代不详。）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周叔迦有关印度佛教史的论著见于《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册）（注：中华书局，1991年。）。段晴的《戒日王的宗教政策》（注：载《南亚研究》1992年第3期。）、方广錩的《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研究的几个问题》（注：载《南亚研究》1994年第1期。）等都是从不同角度研究印度佛教的论文。此外，还应提到一部藏文汉译本印度佛教史，多罗那它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本书成书于1603年，作者觉囊巴•多罗那它（1575～1634年）为西藏佛教觉囊派大德。此书自问世后一直被推崇为研究印度佛教历史的权威著作。
　　 20世纪我国关于印度佛教史的译著主要有：李荣熙译的《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册）（注：[英]埃利奥特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该书对印度教与佛教的起源、发展、教义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对印度教与佛教之间的差别也作了客观的阐述。王世安译的《印度佛教史》（注：[英]渥德尔著，商务印书馆，1987年。），对贵霜时期犍陀罗艺术有所涉及，书中提到在贵霜时期苏罗娑和犍陀罗两个学派之间已经追迹出来有些交互影响，但犍陀罗的艺术逐渐被吸收到印度的主流传统中，经过犍陀罗传播到中亚和中国。杨曾文、姚长寿等译的《印度佛教史概说》（注：[日]佐佐木教悟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本书探讨了印度佛教的产生、传播、发展、灭亡的历史，对各历史阶段佛教的特点进行分析。
　　 专门研究印度佛教艺术方面的论著很少，常任侠编著的《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是对印度史前及上古艺术、古代和中世纪的佛教艺术等问题进行探讨。他与罗照辉合著的《从中国典籍看印度阿育王时期的艺术》（注：载《南亚研究》1984年第1期。），运用有关汉文史料记载，对印度阿育王时期的佛教艺术及其特点等进行探讨。罗照辉的《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注：载《南亚研究》1984年第4期。），从绘画、雕塑、发髻、崇尚莲花的佛教象征意义等方面探讨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张玉兰《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佛教文化古迹》（注：载《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对向以“佛教艺术殿堂”闻名于世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喀布尔河流域（古称犍陀罗）的佛教文化古迹及其所表现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王钺《印度造型艺术的外来因素问题》（注：载《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从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诞生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印度造型艺术的外来因素问题，其中包括巴比伦、波斯、希腊、塞人等在不同时期对其造成的影响，指出举世闻名的印度造型艺术尤其是佛教造型艺术渗透了大量的外来因素，其辉煌成就是亚欧大陆东西文化交流的硕果。王惠民《古代印度宾头卢信仰的产生及其东传》（注：载《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对释迦牟尼弟子之一宾头卢信仰在印度的产生及东传以及敦煌宾头卢信仰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彭树智《历史交往的丰厚馈赠——论阿富汗地区的犍陀罗艺术》（注：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20～40页。），着重从艺术性上来审视考察犍陀罗的希腊一印度佛教艺术，探讨历史交往在犍陀罗文化形态形成中的作用。